就在不久前，香港联交所宣布进行两项重大改革：允许实行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允许经营亏损且没有主营收入的生物医药企业发行股票并上市。这两项改革，尽管只是涉及对上市公司的门槛限制，但却体现了其巩固国际金融地位的大战略。

　　众所周知，香港联交所基于维护广大普通股东权益的考虑，一直秉承同股同权的原则，也就是所有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上，应该明确规定每份股票的权益都是相同的，不管它是由发起人持有的原始股，还是为社会公众股东在二级市场买入。这个原则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适用的，而且长期以来香港本地上市公司大都也是股权较为集中的，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中小散户，一般也没有设置同股不同权制度的需要。不过，进入新经济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一些高科技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急需融资，而作为创始人的发起股东因资金有限而无法追加投资，只能在市场上融资，这导致股权不断被稀释，如果实行同股同权的话，他们最终就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而这对于一个创新特征明显且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企业来说，离开了创始股东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也就有了同股不同权的设想。最典型的就是阿里巴巴了，马云及其团队成员在公司的股权并不多，但是对企业的影响力很大，而要保持企业按照马云们的思路发展，就有必要在公司上市以后继续维护其主导地位，这就要求实行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即包括在提名董事会成员等方面，赋予马云及管理团队所持股票以超出股份比例的权力。这种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当初不能被香港联交所接受，结果就是阿里巴巴远赴美国上市。而香港联交所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从适应形势变化，支持、扶持高科技企业上市的角度出发，可以实行同股不同权的制度。于是也就有了如今的这项改革。

　　至于允许亏损且没有主营收入的企业募股及上市，则是一项更为具体的改革。香港市场对于上市公司通常没有具体的盈利要求，完全是市场化操作，但基于稳健性的考虑，还是要求企业有一定规模的主营收入，这应该说也是很合理的。但问题是，对于生物医药这个特殊行业来说，企业在没有拿到药品生产许可证时，是不可能形成主营收入的，而通过研发实验拿到药证，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与时间。如果一个新企业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那么它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就是在搞试验且没有主营收入的那段时间。显然，香港联交所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此类颇为特殊的企业，能够享受到制度的倾斜，在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从而为后续的发展提供动力。

　　当然，无论是搞同股不同权，还是允许亏损且无主营收入的企业募股上市，都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前者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后者则使得投资的风险敞口开得非常大。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管措施，会成为市场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但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做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要争取潜在的优质上市资源，提升香港联交所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今香港的实体经济竞争力明显不足，经济空心化明显，而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维护香港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现在，随着各国、各地区证券化率的提高，好的上市资源已经不多，各国各地区资本市场竞争的重点，都开始放在高科技领域，这里虽然有高风险，但同时也是机会众多、存在高收益。与阿里巴巴失之交臂的经历，促使香港联交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才有了以上这两项改革。应该说，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一定会有相应的高科技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募股并上市，即筹集了资金，也给市场带来了活力，能够起到多赢的效果。

　　作为境内投资者，当然首先对香港联交所的这些改革措施乐观其成，同时也不能不思考，境内的沪深交易所，在推动高科技企业募股上市方面，是不是还能够做作些什么？而当下股市二级市场上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公司冰火两重天的表现，是否也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