剁手购物后，你会心虚吗？

618来了，818在不远处，之后还有双十一。

你争分夺秒地抢优惠券、准时下单，结束战斗的瞬间，你长松一口气，又随即陷入空虚，心里有个声音警示你：当心消费主义！

一方面，追求更好的消费品，是人性使然，收入水平的提升，自然带来消费标准提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享乐主义依旧心存警惕，批判一切过度消费的苗头。正是这种相反的张力，给很多消费者带来认知失调：一边借助消费彰显自我，激情买买买；一边又自称“剁手族”，愧于将消费记录示人。

购买时有多狂热，下单后就有多心虚。

精致穷

消费超过基本需要，必然与享受有关。很多人对享乐主义心存警惕，对消费文化也就心存疑虑，甚至口诛笔伐。

这背后，并非食古不化，根本上源于市场经济内部的失调：

生产领域，强调竞争与效率，要求自律、勤奋、奋斗、理智，鼓励醉心于事业和成功；

而消费市场，追求更大的销量，强调的则是时尚、自我满足、及时行乐，鼓励攀比心理。

生产环节要求人们理智、奋斗、醉心于工作，销售环节又希望人们冲动、攀比、醉心于享乐。生产者脱下工装就是消费者，工作中一套文化，生活中另一套文化，消费心态怎能不别扭呢？

此外，工作场所强调满负荷投入，恨不得把所有时间耗尽；而消费生活又要求足够的休闲，无论餐饮娱乐、美容旅游还是体验经济，都是杀时间的项目。

这也导致一种尴尬：能赚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可能没钱。体验经济要么发展不起来，要么靠低收入人群支撑，后者靠借钱撑得一时。

社会上，有一群自称“精致穷”的男孩女孩，赚得不多、对精致的追求不减，宁愿花光工资装点门面，甚至不惜背上高额债务。

正是这类现象的日益增多，引发大众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很多人更是质疑，消费主义扭曲了年轻人的价值观。

在互联网语境下，我们都活在他人的关注里，个人的价值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得以实现。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关乎能够标示地位的潮品、奢侈品等。

很多年轻人，恰好处于寻找社会认同的心理发展阶段，误以为可以用特定的消费标准来界定自身的地位和品味，从而跨越经济能力追逐高消费，被经济压力反噬。

这类现象频发，的确值得反思，文化日趋多元化，不同的消费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土壤，不同的个体却未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一旦选择错误，就会导致经济基础与消费认知的失调，诸如“精致穷”等也就不可避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金钱压力

“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引起生活方式重新调整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或者更具体地说，这些力量以金钱压力的形式体现。”——凡勃仑

文化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土壤。消费主义的崛起，是因为到了该崛起的时候。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里斯琴•恩格尔就发现，消费选择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购买食物，解决温饱需求。只有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时，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奢侈品、娱乐消费等改善型、享乐型消费才会相继提上日程。

食品位于消费阶梯的底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就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被称作恩格尔系数，比例越低，人们越不需要为食物发愁，生活水平越高。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食物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比已不足30%。

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对于消费的理解和认知也在逐渐改变。

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解为三个层面：技术-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中轴是资源分配，追求效率，谋求最佳效果；文化层面的中轴是实现并提高自我的愿望。

经济层面，追求效率始终强调奋斗与自律；文化层面，自我实现并非总是强调勤俭与节约。到了一定阶段，二者就会产生相反的张力。

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自我满足源于攒下一笔钱，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

由于经济层面对效率的追求始终不变，当文化层面的自我实现从勤俭转向享乐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相斥性——效率与享乐的冲突。

这个时候，在文化层面，“节俭VS享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如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于1956年所说，

“我们不再真正相信辛苦工作努力存钱是生活的唯一理想；但是潜意识里，辛苦工作努力存钱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准。”

享受生活，是道德的

勤俭VS享乐，是当前消费文化的核心争论点之一。

经过40多年的高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爬上了“消费阶梯”较高的位置——追求个性化、时尚，青睐奢侈品，此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崛起，意在解除“勤俭文化对一部分群体的认知桎梏”，宣扬“享乐也是道德的”。

但同时，也还有很多人仍处在耐用消费品阶段，在为房子和车子攒钱，他们要捍卫的，是对“勤俭节约”的道德认知。

很多人习惯进行代际比较，80后勤俭、90后享乐等等；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认可什么样的消费理念，与其自身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按照代际贴标签的做法，简单粗暴，惹来诸多非议。在B站《后浪》视频刷屏后，快手推出了《看见》，讲的都是年轻人，却是不同的画面。

经济基础不同，争论消费理念无疑鸡同鸭讲。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

勤俭节约与享受生活，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对抗，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两者都没有错，适用不同的发展阶段。

只要与经济状况契合，消费也罢、存钱也罢，没有对错之分。勤俭节约，是道德的；享受生活，也是道德的。

美日经验

我们当前经历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

美国的消费主义大潮，始于1970年代。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美国步入消费主义的狂欢，1970年起，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13.5%降至2005年的3.2%。

面对消费的狂欢，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未欣然接纳，很多社会学者撰文，痛斥消费主义对人的物化，批评“把某一种生活标准等同于生活方式和特定身份（中产阶级）的标志”，并指责广告的推波助澜作用。

然而，文化大潮一旦转向，不把能量耗尽是不会回头的。美国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

战后美国经济步入黄金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削弱了大萧条下的不安全感，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以信用卡为代表的负债型购物工具出现，大额消费时再也不必担心资金不足，贷款促消费有了基础；

电影电视等视觉传媒的崛起，在塑造品位、造就偶像上远胜流行小说，为消费文化兴起立下汗马功劳；

196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意义和传统价值观，在文化上为消费主义奠定基础。

社会做好了准备，文化转向，势在必行。

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此。

2012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教授发表《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从消费角度把日本社会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年），只发生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特权的消费时代；

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年），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迎来大众化的消费高潮；

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年），从家庭向个体转变，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

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年），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结束了，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从“买买买”到“断舍离”，开始追求自然、舒适、宁静的生活方式。

对比三浦展的阶段划分，我们正处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转变期。消费大潮，刚刚拉开序幕！

购物后，能不心虚吗？

丹尼尔·贝尔说过，人类最深刻的冲动力之一是将社会体制和信仰神圣化，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并抵制死亡的虚无。但贝尔也坦承，自我中心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社会的约束及与他人的分享，使得后工业时代缺乏一个能深入人心的道德体系。

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多元的消费文化，“勤俭节约”已不足以对所有的消费做出道德评价。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社会文化层面，需要更多包容。

回到个体视角来，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如何解决“剁手购物后心虚”的认知失调——我们既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生活，潜意识里又认为节俭才是美德。

只有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一时不停在变迁，我们又何必画地为牢？当然，我们也可以返璞归真，追问欲望的来源，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

“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 

不懂跨界的金融从业者，可能要被淘汰了

近日，和某金融机构负责人交流，末了他感慨道，“银行的人才结构不均衡，传统思维太重、互联网思维不足，要重点加大对互联网人才的引进。”

这两年，类似感慨听过很多，也有不少银行人找我讨论“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如何培养互联网思维”等话题。可一旦对这类耳熟能详的词汇较真深究，往往发现我们所知不多，只不过在人云亦云。

那么，站在金融从业者的视角，什么才是互联网思维，如何才算互联网人才呢？

用户思维是个筐

最常见的说法，是把互联网思维等同于用户思维，认为凡事从用户出发、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就是互联网思维。如招行2018年年报中所述，

“我们加速金融科技应用，让每一个细胞都感知科技的脉搏，渗透互联网文化的血液，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互联网思维和价值观在全行悄然萌芽。”

用户是商业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提升用户体验是对所有经营活动的高度概括，这使得用户体验成为一个万能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高度概括的概念，是无法指导实践的。

如用户体验这个词，既能把互联网的一套东西装进去，传统机构的经验策略也能涵盖在内。二十年前就有银行把“以用户为中心”挂在嘴边、付诸行动，但显然和互联网思维没关系。

理解互联网思维，要先从理解互联网开始。

互联网改变了用户行为，影响了社会形态和商业土壤，自然也要求经营策略随之改变。这种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就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

那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化呢？我们不妨从组成社会的三大基础架构说起。

在《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交通运输、能源系统、通信系统等三个基础结构维系。作为支撑社会的三大支柱，任何一个发生重大变化，都会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从历史上看，交通运输的革命，催生了大航海时代，拉开世界贸易的序幕；石油、电力等能源系统的革命，直接催生了工业革命，重塑了世界格局；互联网的出现，深化了通信系统革命，正在重塑商业世界格局。

（1）时空扭转

借助互联网，市场从物理空间迁移至虚拟网络空间，可以7*24小时在线，连接能力和积聚效应无限扩张。

规模的改变，几乎总会要求结构改变。如伽利略所说，

“自然创造不出大得异乎寻常的树木和动物，而同时保留适用于较小体量的比例和材料。这类事物将因自重而解体，除非我们……改变其比例”。

百人企业和万人企业，要求不同的组织架构；接入互联网的市场，从二维网络变成了立体生态，整个商业世界都发生了改变。

（2）用户赋权

从商业视角看，互联网消解了企业与用户的信息不对称，用户借助互联网实现自我赋权，话语权大幅提升。

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可以参照买家评论、KOL推荐、商品评测等信息完成购买决策，还能通过买家评论、社交转发等持续对企业产生影响；同时，消费者的可选范围接近无限，用脚投票成为消费者权利的最好彰显。

至此，企业不得不注重用户诉求，“以用户为中心”，也开始从口号走向现实，“用户体验”被奉为商业圭臬。

商业新物种

丹尼尔•贝尔说，“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向革新，它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反过来，一旦出现一批具有高适应性的组织，就能引领大潮，对传统模式产生巨大冲击。

2010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用户7*24小时在线叠加位置信息可获得（O2O商业模式的前提），将互联网从资讯时代带入商业时代。

在移动互联网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各类创业机构如雨后春笋，在无人区里占山为王，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黄金期，卖茶叶蛋的小贩比教书先生赚钱，只要下海，遍地都是黄金。

2010-2015年间，小米成为这个新物种的代表，“专注、口碑、极致、快”的七字诀广为流传，一度成为互联网思维的代名词。

不妨就从这七个字说起，揭开互联网思维的幕布。

（1）专注

专注和分散，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对创业公司来讲，资源有限，资源集中才能产生相对优势，是形成“口碑、极致、快”的前提。

（2）口碑

口碑是用户口口相传效应。在互联网语境下，人人都有话语权，用户口碑开始替代广告宣传，成为早期市场开拓的利器。从大众点评、豆瓣、产品社区等专门社区，到各大平台的网友种草、网红带货，商业逻辑都基于口碑效应。

口碑的背后是用户的主动分享。符合预期的好，用户在心里叫好；超出预期的好，用户才会主动分享。所以，口碑的前提，是极致体验。

（3）极致

探求欲，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本能。互联网放大了消费者的探求欲，在琳琅满足的选择中，不断求新尝鲜。

消费者是挑剔的，也是多变的。为契合消费者的探索欲望，互联网企业形成了迭代文化，通过创新试错实现动态变化，向着“只有更好”努力。这就要求一切都要“快”。

（4）快

快，是快速响应，也是快速调整，是应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特有时空观的典型策略。

快速响应，对组织效率提出高要求；快速调整，对组织创新提出高要求，使得扁平组织、容错文化等成为互联网企业的特点。

七字诀强调快速调整以形成口碑效应，契合了早期智能手机行业的特点，助力小米公司在早期取得成功，七字诀本身却不能指代互联网思维。

如前所述，互联网思维的精髓是与“互联网化”相适应的经营策略，同一行业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最适打法；不同行业的互联网化，更是会形成不同的打法。

典型如金融行业，从过去几年的发展轨迹看，很多抱着僵化“风口思维”的互联网机构落得个鸡飞狗跳的下场：高昂的获客成本背后，并未能充分享受市场份额提升的红利，一些机构还陷入不良资产反噬、暴力催收和高利贷的泥潭，倒于强监管之下。

这些年，其他领域大大小小的风口和泡沫的起灭，揭示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式，不是一套僵化的打法。

金融业的独特打法

金融业具有特殊性，金融行业的互联网化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

最典型的就是，很多行业中呈现的赢者通吃现象，在金融行业并未出现。原苹果公司CEO斯利卡曾提出著名的“721定律”，当某个领域成熟后，老大占据60%-70%的市场份额，老二占据20%-30%的市场份额，剩余市场参与者共享10%的份额。

在金融领域，只有第三方支付市场近似实现了“721”定律，贷款、理财市场从来未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并非是监管之手的作用，而是受金融规律制约。

贷款市场，受风险和资本金制约，不可能赢者通吃，妄图通吃的机构，要么触碰资本金上限，要么死于风险爆发。从实践中看，赢者通吃没有出现，助贷和联合贷款成为主流。

理财市场，不仅没有赢者通吃，还存在赢者诅咒：即市场份额越大，越难以获得超额收益。理论上市场中只剩1家机构时，机构自身就是市场，自己无法打败自己。从实践中看，互联网平台普遍走上开放道路，在代销环节追求赢者通吃。

此外，作为强监管行业，稀缺的牌照等同于免死金牌，互联网机构在其他领域选择“取而代之”的颠覆性打法，在金融行业行不通，不得不寻求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那些成功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正是在契合金融业自身特点基础上，探索出了新打法。一句话总结，就是“聚焦用户、资金、风控等底层资源，抢占产业链话语权”。

大量互联网机构涌入后，短暂的“生死搏斗”后，由于不能取代金融机构，遂演变成共生互助的生态关系。优势互补带来效率提升，那些坚持上下游通吃的机构普遍遭遇发展困境，率先选择开放的金融机构享受了新模式红利，开放协作成为行业共识。

金融业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上下游通吃走向分工协作。此时，最优竞争策略变成抢占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在特定环节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

金融产业链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用户、资金、风控。紧紧抓牢这三样（至少一样），就能够在产业链分工中占得一席之地。

用户背后是场景，互联网巨头自带场景，且2015年之后，以支付为纽带，加快进行场景布局，牢牢把握住了用户。

资金优势一直掌握在银行手中。P2P想分一杯羹，以失败告终；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资管产品、第三方支付备付金等，也都打过资金的主意，相继被监管叫停。

风控背后是科技和数据，数据是分散的，各有所长，容纳了众多机构，成为金融生态多方合作的纽带。

过去三年，不少创业机构走的是中介掮客的路子，撮合各方资源，自身没有场景、没有资金、也没有核心风控能力，虽然风光一时，终究烟消云散。

那些实现平稳过渡的机构，至少拥有一样底层资源，在产业链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以苏宁金融为例，以“金融科技+场景金融=普惠金融”为准绳，无疑把握住了金融互联网化的精髓。

你是互联网人才吗？

就资金、科技、用户三大底层资源看，银行科技稍弱，用户紧缺，资金充足；金融科技公司相反，科技领先，获客懂行，资金不足。

对应到人才缺口，这两年，银行一直寻找懂场景、懂运营的人才，金融科技公司则从银行金融市场部挖了很多专才，发挥其获取资金的长项。

在这种交流、融合过程中，金融行业的互联网人才标准也呼之欲出了。

（1）知识跨界

金融与场景融合、金融与科技融合，业务在跨界，知识也应跨界，否则必然成为业务跨界的掣肘。

问题是，越是人才，越不愿意跨界，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略带悲观的谈道：

“多数科学家从不改变自身观点，新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旧理论的追随者会逐渐去世，而新一代的人通常喜欢新的理论。”

多数人不愿意跨界，少数跨界的人，就成了人才。

（2）开放心态

知识跨界的前提是心态开放，愿意改变，愿意接受新知识。

（3）终身学习

心态开放，还不足以吸收、融合新知识。要有意为之，要下一番功夫，要搭建框架、丰富细节、在实践中琢磨、内化；要持续学习，行业一直在变化，所有知识都在“方生方死”，产生的那一刻就走向过时，一时学习没用，要一直学习。

（4）跨界经历

知识在书本上学，技能在实践中练。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批评的，很多知识分子只能靠“批判”生活，他们缺乏实践所能提供的第一手知识。

面试官重视项目经历，是有道理的。当然，你不必通过跳槽获得跨界经历，内部就有机会——无论金融机构，还是金融科技公司，无时无刻不在跨界！

互联网大潮下，组织最先遭受冲击，此时，组织是个体的保护伞；但组织冲击终将传导至个体，没有谁能真正豁免。

很多人常常焦虑，我能适应新世界吗？答案，取决于自己。

助商惠民，四两拨千斤

一场疫情，让2020年无比特殊，也赋予了2020年更多的意义。

近日，银联62节开幕，强调重振引擎、助商惠民；各大电商平台也陆续启动年中大促，为低迷的消费注入更多的刺激。在经济领域，促消费、保民生，成为2020年的关键词。

消费是增长的引擎，重振消费，即是重振引擎；小微企业是增长的基石，助力小微，亦是重振引擎。

抗疫焦点

疫情之下，小微企业成为焦点。

不仅仅是因为小微企业的“56789”（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还因为小微企业是经济体的末梢终端，直面普通消费者，处在抗疫保民生的一线。

疫情之下，超市菜场不闭店、物流快递不断，“逆行”保民生，离不开大量小微企业的坚守；恰恰又是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冷清的大街上，关门闭店的几乎都是小微企业。

记得4月份某日去楼下买早点，师傅一边摊煎饼，一边和我八卦，旁边的饭店老板给房东发了最后通牒：要么减免闭店期间的房租，要么请房东自行处置店里的桌椅瓢盆，这店他就不开了。

疫情刚刚变得严重时，苏宁银行曾专门对小微企业贷款客户做过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希望政府在社保、租金、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方面给予补贴或减免，超过20%的企业希望减免税费，11%的企业希望金融机构允许适度延期偿还贷款或豁免部分债务。此外，大多数小微企业也坦承账面现金仅能维持1-2个月，流动性压力大。

缓解流动性压力，金融体系责无旁贷；金融抗疫，很快行动起来。

早在2020年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就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提出30余条金融抗疫措施。地方政府也快速跟进，在金融、税收、社保、补贴等方面强化支持。

很多金融机构出台了“金融扶持”大礼包，降息减费、推迟还款、增加贷款支持等，效果很明显。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当然，也有问题，惠及面仍不够。

疫情之下，金融机构的优惠大礼包主要触达有贷款的小微企业，而这部分小微企业，恰恰是小微企业群体中的佼佼者（否则也不可能申请到贷款），对于更需要救助的大多数，却鞭长莫及。

疫情期间，不少调研显示，很多小微企业坦承并未享受到金融扶持政策，贷款机构的覆盖面窄便是重要原因。

小微企业救助，需要依赖能触及更广泛小微企业的平台。

四两拨千斤

在经济抗疫过程中，平台型企业直接连接小微企业和消费者，通常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疫情期间，物流不停、无接触配送，消费者隔离在家照样买买买，既保了民生，也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订单支持。数据显示，2020年1-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58万亿元，同比增长8.6%。

外卖平台，则助力餐饮企业不间断营业，也满足了消费者买菜、送药等基本民生需求。疫情期间，外卖用户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8亿，占网民整体的44%。

平台型机构的力量，取决于生态本身的深度和广度。互联网平台能连接数量庞大的商户，但相比银联等清结算组织，仍是小巫见大巫。

截止2019年末，银联受理商户累计超过5600万户，全球累计发卡超过84亿张，云闪付APP注册用户超过2.4亿（最新数据为2.7亿），天然能触达最广泛的小微企业商户和消费者。

很多抗疫救济政策，借助银联这类社会资金交易的中转站和连接器，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银联也不负所望。疫情之后，为降低小微企业经营成本，银联携手合作伙伴，推出小微商户银联收款手续费补贴专项活动，按照交易金额2‰的比例对符合要求的交易进行费用返还。

2020年4月中旬起，银联启动“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划，联合商业银行投入惠民补贴近8亿元，拉动消费超2.3万亿元；在全国1000多个市县，联合2000多个热点品牌及88余万家线下门店，推出单品折扣、支付立减、消费券等系列活动，预计投入20亿元。

效果是明显的。以消费券为例，云闪付APP配合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累计在85个城市（区）发放消费券，带动各地餐饮、超市、百货、旅游等消费近7亿元，消费乘数达4.7倍，其中九成以上受益商家为中小微商户。

当然，不仅仅是银联，各方都动了起来。

此次疫情之于中小企业，核心冲击来自市场端的需求萎缩，再叠加疫情导致的产业链效率下滑，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多方受阻，层层传导、环环相扣，织成一条巨大的网，让企业陷入其中、挣扎乏力。

面对这样一张网，单一机构的扶持补贴政策必然如泥牛入海、效果有限，需要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损失共担。

事实上，无论是平台型企业还是非平台企业，无论是国资企业还是民资机构，疫情之后都动了起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企业共担损失。

2个月前，在深圳开牙科诊所的朋友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帮忙撰写《减租申请书》。疫情之下，国有物业主动减免租金的消息铺天盖地，他满心羡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决定申请租金减免。

记得当时他吐槽道，早知道租一家国资背景的商铺就好了，我宽慰他，民资房东对他的困境也会体谅的。果不其然，房东为他减免了1个月的租金。

当生存成为问题时，利益博弈就被抛在一边，同舟共济，才能共渡难关。疫情之下，处处是一边抗疫自救、一边伸出援手的例子。也正是无数机构自发伸出的援手，助力一个又一个小微企业守住了生命线。

不设增长目标

当前，国内疫情已经基本过去，但经济还远未走出疫情的影响。

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0年不设GDP增长指标，以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工作。

不设增长目标，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今年是个特殊年份，增长问题理应让位于生存问题。追求增长，最有效的策略始终是傍大户，搞基建房产、推动大企业扩大投资，相比之下，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等真正事关生存的问题，短期内于增长无益，反倒容易被忽略。不设增长目标，才能更好地引导各方资源聚焦小微企业与民生问题。

不设增长目标，也在向市场释放出强烈信号：疫情已经过去，但经济抗疫仍在持续。接下来7个月的时间里，各方重心依旧是保民生、促消费，保住小微企业、夯实经济根基。

近日，银联启动一年一度的“62节”，主题是“惠民好货 低至3折”，联合40余万商户继续助商惠民扶贫。各大电商平台也陆续启动年中大促，为消费者送出各种大礼包。

另一边，成都允许“占道经营”，为城市生活引入更多烟火气，引得各方赞赏，并有望引发多地效仿，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促消费、保民生，这是一场硬仗，更是一场持久战，各方都在行动。齐心协力，必能胜利！

那些被投机毁掉的人！

前几日，一个朋友向我诉苦水，他投资的P2P强制清退，在不日关停APP的威胁下，他不得不遵循平台要求6折转让数万资产，几年来在这个平台上赚的钱，彻底还回去了。

我一脸惊愕，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投P2P？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买的2年期的标，没到期；二是该平台隶属某港股上市公司，主打信用卡账单管理，主业不是P2P ，他觉得安全。

终究，还是失策了。过去几年，失策的人比比皆是。

高风险投资潮涌

最早可追溯至2015年的牛市。在那个短暂的牛市中，有两个群体曾经所向披靡，却也毁誉参半：有人说他们是善于借势的高手，也有人称他们是无知无畏的韭菜。

其中一个群体是涨停敢死队，凭借着“涨停必有其道理”的朴素理念见涨停就追，却连缩量涨停和放量涨停都分不清楚。还有一个群体是股票配资客，1倍杠杆、2倍杠杆、5倍杠杆甚至10倍杠杆，把炒股变成了炒期货。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包括你和我，属于典型的羊群。随大流、追热点，头脑发热，点位越高、信心越足，买入卖出，忙得不亦乐乎，浑然不知风险将至。

这两年，房市开启二次上涨周期，不少城市短短一两年内，房价涨幅过半。当地有房群众一边喜极而泣，等了这么多年，报复性上涨终于来了；一边加紧筹钱，不惜每天吃糠咽菜挤地铁，也要买二套三套，不肯错过“炒房致富”的良机。

我周围就有一个朋友，典型的工薪族，月入1万出头。这两年，北京两套房（假离婚过一次），廊坊一套房，重庆一套房，首付东拼西凑而来，把各大银行的现金贷款都申请个遍。拆东补西，现金流极度紧张，日子也极为节俭，对外卖团购平台的优惠政策了如指掌，外出吃饭全靠优惠券。疫情期间，多地房价阴跌，他忧心忡忡；疫情之后，看到房价回升，又信心满减。人生喜怒，皆为房价。

在庞大的P2P投资大军中，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让所有的平台闻风丧胆，所到之处，毛也不剩，江湖称之为羊毛党。他们有的单兵作战，有的形成了组织，每天泡在网贷论坛中，对各大P2P平台的优惠活动如数家珍，一拥而上地偏好新平台和新手优惠标，快进快出，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

他们光顾过的平台，有些因过度被薅羊毛破产倒闭，所以有人称他们是初级的金融诈骗犯，而他们是谁？他们不是谁，他们是追逐高收益的你我他，你看他们羊毛薅的风光，没看到他们也会因薅羊毛误入诈骗平台成为受害者。

还有些人，在虚拟货币中看到了希望。这些被时代焦虑裹挟的年轻人，错过了房地产，把虚拟货币当作了下一个时代大风口。于很多人而言，投资虚拟货币可能是此生实现财富自由唯一的机会，所谓“一辈子必须上一次车，不上车就会被丢在荒郊野外”。

他们看到币圈诞生了一个个隐形富豪后，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在焦虑中加入其中，成为炒币的一员；

他们是在生活与工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的中产白领，眼看三十而立仍一事无成，期待着虚拟货币的投资能换来让自己立足的车子和房子；

他们也是衣食无忧但永不满足的上进青年，总觉得不应错过每一个“时代”机遇，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与荣光；

……

每个投机者都有一个发财梦，每个投机者也都找到了投机的理由。

内在的逻辑：前人都赚钱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耳闻投机党的故事，难免认为他们在刀口舔血，都是刀锋上的舞者。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从事的是低风险的事业，稳赚不赔，只是要多花些心思和精力，比一般人辛苦一些。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因为有人这么赚过钱，赚了好多钱，而且不是一个，是一批；不是一时，是好多年。

可不是么？牛市未结束前，追涨停的、配资炒股的都赚了大钱。别人10倍杠杆，一个涨停就翻倍；我保守一些，3倍杠杆，一个涨停赚30%行不行？

炒房团更是不灭的神话，听过很多故事，老公辛辛苦苦办企业赔钱，反倒是天天逛美容院偶尔炒个房的老婆赚了大钱养了家。我省吃俭用多买套房等升值，难道有错吗？房地产升值财富人人有份，我为何不能炒房？

P2P行业中的羊毛党也很厉害，有很多高科技的“薅羊毛绝技”，月入数十万。我是个胆小的人，也没那么多本钱，只不过比别人多花点功夫研究新平台和新手标，多赚个三五块而已，犯得着上纲上线吗？

当一个人为一件事赋予了太多的内涵与寄托后，性质就难免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赚钱投资慢慢地成了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信仰，而信仰的力量，无“坚”不摧。

当投机成为一种信仰，每一次风险提示都被视作一种挑衅，只会激起投资者的斗志。

对于虚拟货币投资，已经封神的巴菲特早就提示说“总体而言，就加密货币来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会有一个糟糕的结局…至于什么时候发生或如何发生等等，我并不知道”。

而投资者则拿著名的“克拉克三定律”来反驳，暗示巴菲特已年高德勋、顽固不化。

“1、如果一个年高德劭的杰出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一定是不正确的。2、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不可能跑到可能中去。3、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在这个逻辑下，权威专家们越是提示风险，这件事就越靠谱，越要买买买。

是的，他们的逻辑就是，他们没有冒险，他们只不过善于把握机会，他们才是风口上的猪。从过往的历史和周围人的经验看，这么做一直是赚钱的，风没有停的意思，干嘛不多飞一会呢。

注定的悲剧：感恩节前的火鸡

《黑天鹅》的作者曾提出一个火鸡理论，很适合在这里分享。

一只火鸡被屠夫喂养了1000天，每增加一天，在火鸡看来，屠夫对火鸡的爱的“统计置信度都与日俱增”，基于过去的经验，火鸡推断，屠夫是爱自己的，否则不会日复一日地喂饱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是稳定和安全的，并会持续下去。然而，到了感恩节的前几天，火鸡的生命中出现了黑天鹅，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养来做肉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一句足够浅显的话，浅显到没有人会注意到其内在的深刻含义。那些刀锋上的投资者（投机者），何尝不是一只火鸡，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日复一日地经历着上涨或还本付息，固执地认为未来也一样。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感恩节。

过去几年，不同领域的“火鸡”都碰到了自己感恩节，金钱被收割，暂时醒了过来。但人性不灭，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大多数人依旧会在某个领域变成“火鸡”，幻想着屠夫是爱自己的，浑然忘记自己是被养来做感恩节大餐的。

所以，祝你们好运！祝我们所有人好运！

商业生死劫：25岁陷阱

这两年，明星创业企业如流星般，闪耀过，又归于湮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兴衰是常态，我们更热衷于探究兴衰背后的秘密。

是什么决定了一家企业之所以生、之所以死呢？我们通常谈起宏观环境、行业周期、内部机制，却常常忽略了用户行为。

在我们印象里，用户行为基本是稳定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本文中，我将向大家论证，正是用户行为的突然变化，将很多明星企业推向死亡的深渊。

25岁现象

从生理上看，人的成长发育是渐变的，但婴儿期和青春期除外，在这两个高峰期，人会经历突变式生长；在社会心理上，人的成长成熟也存在突变期，突变期前后，行为模式剧变，成为企业兴衰的重要诱因。

如果仔细观察年轻人，经常能看到矛盾的两端：有些人是典型的月光族，追求消费与享乐，符合大众对95后的认知；有些人则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与他们70后的父母并无二致。甚至同一个人，一年前还是月光，一年后就变得吃苦耐劳，让人困惑不解。

用户行为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认识一位理发小哥，两年前他过着“上一月、休一月”的自在日子，一个月赚钱，一个月花钱，时不时带女朋友去天津旅游（从北京到天津，低成本高效率），上班的那个月也是说走就走，和打零工一般自由。

可结婚后，一切都变了。穿衣吃饭全面降级，一年也舍不得休息几天；取消了例行旅游，苹果手机退役时也换上了华为。

于他而言，结婚导致了行为突变的发生——不是结婚让人成熟，是结婚让人缺钱。

结婚前，他和女朋友都有工作，父母也在打工赚钱，日子过得惬意；结婚后，女方在家备孕，父母（至少一人）辞工回家照顾儿媳。孩子两三岁时，妈妈会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即便身体强健（50岁左右），但扛着养育子孙的重担，再也不能外出挣钱。

一边是家庭收入的永久性下降，另一边却是家庭支出永久性增加。购房买车（农村结婚必备两大件，县城买房+小汽车一辆，外加彩礼若干）的贷款分期、孩子的抚养教育、父母的养老支出等纷沓而来，骤然间就扭转了他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

这位理发小哥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年轻群体的真实写照。

结婚之前，他们是无忧无虑的“后浪”，追着星、唱着K，追求精致小康生活，是众多消费潮流背后的男孩女孩；结婚之后，似乎瞬间从“消费主义”中挣脱，精打细算，埋头苦干，活成了自己一度不理解的“中浪”。

以25岁作为蓝领群体的平均结婚年龄，从个体层面看，结婚前后判若两人；从群体层面看，25岁前后，表现也截然不同：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承受过生活的重击，心态更开放，愿意尝鲜，愿意追求个性，追随潮流，成就一批个性化小品牌；

25岁以上的年轻人，回归熟悉的领域，变得专注，心态内卷化，不愿轻易改变，开始走向“保守”，向经典大众品牌回归。

很多时候，正是这种鸿沟般的突然转变，让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的企业措手不及！我们不妨称之为25岁现象。

要么成为头部，要么死亡

25岁现象，未必是25岁，只是泛指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年轻人或步入婚姻、或步入社会，面对新角色、新压力，行为模式发生了迥异改变。

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埃里克森曾提出“人生八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为八大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一种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讨论的25岁现象对应其中第五阶段——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期，年龄跨度12-25岁（第一次提出时为12-18岁，后修正为12-25岁）。

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青少年开始独立接触社会，在新环境下面临一系列冲突，体验到的是困扰和混乱，克服冲突的途径就是和社会环境建立新的同一性。简单来讲，就是要在社会大环境中找到自我认同。

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青少年喜欢尝试、追求新鲜事物、强调个性化和自我独立性，从商业角度讲，那些主打个性的小众商业品牌很对青少年的胃口。但正如埃里克森所讲，人在这一阶段面对的是“角色混乱”危机，而度过危机的标志就是形成“忠诚”的品质，即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就会表现为心态上的保守和专注，向主流价值观回归，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从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转变。在商业层面上，他们开始抛弃凸显个性的小众品牌，向大众品牌回归。这种突然转变，总能把品牌推向死亡的深渊。

手机市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5年之前，智能手机市场还算得上百花齐放，魅族、锤子、酷派等都还是响当当的手机品牌，分别俘获了一众粉丝；2015年以后，市场快速分化，只有进入TOP5的品牌挺过了最难熬的厮杀阶段，成为最后的赢家。

分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OPPO、VIVO的逆袭，让很多观察者看到线下渠道和下沉市场的重要性，但这无法解释靠个性化、小众粉丝生存的品牌为何如流星般陨灭。

每个小众品牌都有一个基本盘，即所谓的铁杆粉丝，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何铁杆粉丝突然就不再支持情怀和创新了？为何没有人愿意为小众和个性化买单了？

我们可以用25岁现象来解释。

2015年之前，智能手机还是酷炫潮品，成功吸引了一波追求个性化的年轻粉丝。当这些年轻粉丝长大后，从开放走向保守，更加注重实用型功能，品牌的情怀溢价大幅缩水。此时，小众品牌往往不能在性价比、主流功能等方面满足粉丝需求（否则也就不是靠情怀支撑的小众品牌了），慢慢失去对早期用户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行业加速成熟，不再是潮品代名词，这些小众品牌对新的年轻粉丝的吸引力下降。就像一个存在出入口的水池，早期用户不断流出，新用户流入缓慢，水位越来越浅，慢慢地，这些小众品牌就凋零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没能及时变成TOP品牌，成为小众品牌凋零的原罪——一个靠年轻人崛起的品牌，如果不能尽快升级为大众品牌，迟早会被用户抛弃。

一句话，情怀可以作为一时的策略，最终还要产品本身能打才有出路。

TPO品牌如何躺赢？

那作为市场TOP品牌，该如何更好地利用25岁现象呢？

我曾经询问一个快递员有没有申请过贷款分期？是哪家的？他给出的答案是招行，原因颇出我的意料之外。

原来三年前他在逛街时，在路上偶遇招行的信用卡营销人员，好奇之下填了张申请表，没想到顺利获批了。这是他第一张信用卡，就一直在用。

结婚之后，要还房贷、车贷，计件工资制下，时不时会出现工资缺口。有一天招行电话营销贷款分期，就办了贷款。之后就一直在用了。

这个案例背后，能看到25岁现象前后的完美衔接——在用户年轻、愿意尝鲜的时候接触他们，当用户变得成熟、保守时及时转化他们。

这也说明，机遇只青睐有准备者。主流品牌如果因循保守，并不必然能够享受年轻用户“回流”带来的红利。五年前，“中华酷联”都是手机市场里的主流品牌，到了今天，还剩几个呢？

很多银行就是如此，他们不重视年轻用户。如我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爱银行》一文中所说，

“年轻人是银行眼里的高风险群体，银行的普遍做法是敬而远之，避免向年轻人放贷。与之相应，年轻人对银行也是兴趣缺缺，瞅准机会，不介意幸灾乐祸一下。”

相比之下，招行的策略就高明多了。即便是推出零额度信用卡，也要先把年轻人抓在手里。这样，当年轻人终于向主流金融产品回归时，他们想到的自然也是招行。

此外，支付宝、、苏宁金融等已经变身TOP选手的互金巨头，它们一路陪年轻人走来，同年轻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第五阶段的“角色危机”，并最终走了出来，从边缘创新者变成主流选手，在金融体系中找到了自身的“同一性”。

巨头与用户共同成长，用户也不离不弃；但互金行业，更多地却是令人悲伤的案例。

我写过一篇文章《互金平台，上市后为啥“变差”了？》，从财务视角解释上市互金平台表现为何越来越差？也可以换个视角，用25岁现象来解释。

创业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无一例外是求新、敢冒险的年轻人，当这些年轻人从校园步入社会、从单身走入婚姻时，行为模式发生剧变，变得更加保守稳健，向主流市场（如银行、互金巨头）回归。

一边是存量用户的加速离去，另一边则是监管趋严下，互金平台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只出不进，只能走向衰落了。

不少头部互金平台，手握千万年轻用户，也曾规划用户生命周期模型——大学阶段，匹配现金贷；初入职场，匹配车贷；职场中年，匹配理财。并据此进行一站式布局，但多以失败告终，不能晋身主流市场，手握千万用户又有何用？

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每家金融机构都在围绕用户做决策，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用户吗？

400万银行基层，端着褪色的“金饭碗”

“我们不能一味拔高能力的标准来期望管理者（这里的管理者，指的知识工作者，本文作者注）的绩效，更不能期望万能的天才来达成绩效。我们只有通过改进工作的手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力，而不应该寄望于人的能力突然提高。”

参考资料：

1、（美）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银行还是你大爷

过去十年，消费升级、零售崛起，有的银行大鹏展翅乘风起，有的银行只是喝了口汤。

2010-2019年间，有的银行年均利润增速超过25%，也有些银行不足5%，曾经你追我赶的小伙伴，天差地别。

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逆势而起的机构无一例外握住了用户增长的红利，被甩在后面的机构则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风控问题、资金问题、科技问题、人才问题。

用户增长，变成领先者的看家本领，也成为掉队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差距因何而生呢？先容许我卖个关子。

“我是你大爷”

一百多年前，广告巨擘克劳德·霍普金斯在《科学的广告》中劝诫道：

“让别人冒着风险来买你的产品，人家肯定不愿意。主动冒着风险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就很顺利。我跟别人做交易总是自己来担风险，我会仔细分析自己的提议，确保对方是最得利的那一方。”

对于上门推销员，霍普金斯强烈反对自吹自擂，强调要站在消费者的视角为其提供价值，他评价道，“如果你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无论说什么人们都会抵抗到底的。”

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生态中，合作共赢本就是唯一正确的经营策略。但是，就国内银行业而言，长期过着“躺着赚钱”的舒服日子，广告都不必做（想一想多少银行都没有专门的市场营销部门），臭着脸都能把商品卖出去，自然体会不到“合作共赢”的意义。

比如说，十年前用户要办业务，只能去银行网点排队，一边抱怨体验差，一边不得不去，没得选——换一家也一样，何必折腾。

那个阶段，用户所有的不适、不爽都只能自己承担。银行骨子里并不重视用户体验，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一种“我是你大爷”的经营文化：无论是谁，都必须求着我，我的产品体验差，你要忍着；我的IT排期长，你要等着；我的利益要100%保障，合作方的利益我管不着，爱合作不合作。

“我是你大爷”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商业心态，是长期不充分竞争环境下的畸形产物，迟早要被丢入“故纸堆”。于是，当时代发生变化时，秉持“我是你大爷”心态的金融机构，批量陷入转型困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消费者有了选择权，体验不爽时可以卸载APP，越来越挑剔。而很多银行并未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话语权正在转交给用户，仍然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不咸不淡地推出几个宝宝理财产品，利率比活期存款高，但仅限新用户，与运营商“杀熟”如出一辙。

在“傲娇”的银行看来，自己都这么吐血让利了，用户总得感激涕零吧。但想象中的新用户“蜂拥而至”并未出现，老用户被“杀熟”，也都愤愤然离去，不再回头。

时代变了，用户话语权变了，而银行依旧躺在过去的虚幻地位中看待用户，当然会碰壁。用户一旦有了选择权，希望看到昔日高高在上的银行“大出血”，对“嗟来之食”似的些许优惠不感兴趣。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中。

2016年，在与互联网流量平台的合作中，个别银行看到了甜头。赚钱效应下，越来越多的银行终于允许业务部门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但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自己都放低姿态抛出橄榄枝了，互联网平台还不得闻讯赶来吗？但想象中的“踏破门槛”并未出现，互联网平台更喜欢与“姿态更低”的中小银行合作。

傲慢者，终究要为傲慢付出代价，这种傲慢，并非某个人、某个部门的傲慢，而是深入金融机构文化层面的自大心理。

时代变了，普通用户开始掌握话语权，互联网平台开始掌握话语权，这个时候，如霍普金斯所说，金融机构还凡事为自己着想，想着利益通吃，不能开放心态接受分润让利的现状，自然是愈发寸步难行了。

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用户，年轻人则带着嘲讽看银行

从躺着赚钱到辛苦赚钱，姿势不同，文化、机制和流程的要求也不同。零售金融市场正从“垄断竞争”走向“充分竞争”，金融机构亟需调整经营理念和心态。

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那些实现逆袭的金融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开放共赢，所以能一飞冲天。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都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握在自己手里。线下经营时代，“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念没有问题。但时代变了，新时代呼唤新的经营理念，那些仍固守“利益通吃”的机构，大多被时代大潮抛在了后面。

与谁共赢呢？首先是与用户共赢。与用户共赢的前提，是为用户提供价值。

我们看看金融机构的典型心理状态：用户需要什么价值呢？需要贷款的，视条件给予贷款；有存款理财需求的，大可以去买，我们也没拦着，还要提供什么价值？还能提供什么价值？那些不满足风控条件的借款人，总不能让我亏本去做吧？

我想，这大概是多数金融机构的心声。指责没赶上风口，是客观事实，还能忍气吞声；指责不能为用户提供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问题是，这样远远不够啊。

想一想大消费行业的厂商，想想保洁、可口可乐、耐克、阿迪等公司，它们为用户做了什么，可不仅仅是生产了商品，用户来买就行了。从包装、口感、营销，到文化、情感、潮流，它们不只生产好产品，还在想方设法让用户注意到自己、爱上自己。

当行业竞争从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作为卖方，要做的从来不仅仅是把产品生产出来这么简单。作为金融产品提供商，银行除了提供产品，还为用户做过什么呢？

事实上，银行也为客户付出很多，只是习惯区别对待——愿意满足“大客户”的各种要求，对普通用户习惯冷眼相待。后果是什么呢？如我在文章《很多年轻人，并不爱银行》中所说，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用户，年轻人则带着嘲讽看银行。

相看两相厌，如何能共赢？

如果在心态上不重视用户，就更不会重视合作机构了。

银行可以不重视第三方合作机构，但分工在细化、第三方合作机构在崛起，趋势如此，不以银行意愿为转移，要么与之共舞，要么被它抛弃。

真正的共赢

最重要的共赢，则是与员工共赢。一如陈春花教授所观察到的：

“企业中忽略个体的现象比比皆是，组织订立很多制度，不断分解目标，强调效率和服从，但是没有考虑到个人是组织协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为应对环境变革，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抓执行力管理，潜台词是“经是好经，和尚念错了”，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是对的，是员工不行，执行不力。

在很多管理学大师看来，管理者通常会犯一个错误，即把组织的投入产出等同于个人的投入产出之和。实际情况则是，组织关心的是成本和利润，而个人则关心薪资和个人价值实现，两者存在天然差异，并不能自动契合。

不能正视这种差异性，就会产生一种经营悖论——越是强调组织目标，越会忽视个人目标，导致组织目标也不可能达成。

比如一些银行以“压榨员工”闻名业内，短期内的确提高了效率和产出，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创造性与可持续性，也损害了组织稳定性。员工频繁跳槽、流动性大，这种组织，力争中游还可勉力为之，追求优秀和卓越简直是做梦，且时间一长，矛盾集中爆发，很容易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契约关系看，员工应该卖力工作，但这种“工厂计件式”管理思维早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管理大师巴纳德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组织能否发挥效用，取决于组织本身能否带动形成组织成员一致性的行为。……如果注重个人只是企业的噱头，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激发士气，那么这只能以失败告终”。

很多人把“先看你为银行创造了什么价值，再要求银行为你提供发展平台”作为金科玉律，很多领导者更是拿这句话来谆谆教导年轻人。理性来看，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是，员工都是普通人，人往往是不理性的。

唯有重视员工个人目标，才能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很多优秀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能事先考虑员工个人的“投入产出”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一味盯着组织目标，就不可能成功。

现实则是，银行的员工激励机制仍远远不够，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个人价值实现，都缺乏实质突破——绩效工资形同虚设，前台部门略好，中后台仍是大锅饭，哪怕是内部被无限抬高的“金融科技部门”，也是大锅饭；经济激励有限，自我价值实现更难，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优秀的小伙伴因为在银行升职难且不透明而离开。

不能与员工共赢，就不能为员工搭建发挥自我价值的舞台。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封印，银行又如何能跟上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

所以，时代变了，你真的看到了吗？你真的改变了吗？

参考资料：

1、[美]克劳德·霍普金斯，《科学的广告》，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

2、陈春花，《我读管理经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消费即爱国？人们不敢消费的背后......

文章《刺激消费，不妨再造几个“双十一”》发出后，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网友“不敢消费”的心声，不乏对近期很多促消费政策的评论，摘录一二：

“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要还房贷信用卡，剩下那点都买吃的了，唯一奢侈消费就是买口罩了！”

“高房租、房贷、子女教育、老人医疗等才是刚性支出，不想消费是因为不敢消费”；

“如果我储蓄花光了，那么以后生病或者要买房的时候国家给我钱？一天有这个风险，一天储蓄就还是美德”；

 “消费券刺激的是吃喝玩乐，而吃喝玩乐是最不需要刺激的。比如大米消费券，100元用10元，没这10元折扣一样要买大米，10元消费券撬动10倍消费之说有何道理？”

……

消费动机很复杂。往笼统了说，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提高收入、降低储蓄，就一定能促进消费；往细了说，消费事关每个人的生活主张，影响人们消费的理由不可穷尽。

消费缩水的背后

2020年1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22%，其中，粮食食品零售额保持正增长，通讯器材、饮料、文化办公用品和日用品同比降幅有限，而金银珠宝类、家具类、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等产品，需求出现明显滑坡。

其实，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未下降。1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同比增长0.5%。一般来讲，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动机的函数，既然收入不变，肯定是消费心理出了问题——人们的不确定感增强，消费意愿下降。

这个逻辑用在平时没问题，疫情之下，还要考虑因隔离导致的消费场景的灭失。如交通和通信支出几乎不受消费心理的影响，1季度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却同比下降19%，并非人们不愿意支付交通费了，而是隔离在家，不需要交通出行了。

考虑到2季度开始各类生活消费场景陆续恢复，这类消费支出会快速复苏。衣食住行、教育娱乐医疗等刚性支出，都会出现明显的“场景恢复性”反弹，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反弹缺口部分。

以餐饮业为例，正常情况下支出为100，疫情之下为30，场景恢复后反弹至80，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剩余20的缺口部分，这个部分才需要刺激。一般而言，不同消费品类，缺口不同。

教育培训、医疗、租房等近乎刚性的支出，几乎不存在缺口，只要场景恢复，支出就会如常；

衣着餐饮娱乐等小额消费支出，属于生活必需型支出，也容易恢复，缺口部分主要表现为消费降级所致，比如此前吃50元的套餐，现在吃20元的套餐，就会产生30元的消费缺口；

购车、装修、换家具、旅游等大额支出，具有一定的弹性，受预期影响比较大，如果消费者预期悲观，大概率会选择推迟消费，缺口就是100%。

对于疫情之后的“消费降级”现象，很多人提到房贷、房租、医疗、养老问题。这些问题属于长期目标，没有一蹴而就的措施，不过，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疫情之后的消费低迷，病根也不在这些问题上。

你为什么不敢消费？

那你为什么不敢消费呢？

疫情之下，一些企业倒闭，一些人失业，一些人降薪，经由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渲染放大，更多地人虽然工作未受影响，但也感同身受，对未来悲观起来，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减少消费支出，不敢贷款，依赖存款账户中的数字来确保安全感。

对于这种改变，多数人会说，“这很理性，难道不该如此吗？”

不妨再看两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从来不看梅姨的新闻，说有次看完后开始没完没了地担心孩子安危，无法正常做事；

心理学实验发现，捐款人看到受灾者照片后，善款金额会翻倍；

……

我这个朋友理性吗？受照片影响的捐款者理性吗？不能称之为理性。同样，疫情之后人们在金钱上变得更保守，恐怕也不能称之为理性。收入直接受疫情影响的情况虽大有人在，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多地也是一种情绪反应。

这也正常，在心理学家眼中，人类很多行为都是情绪驱动，“我们都是先经由情绪做出决策，然后再去为这个决定找理由”，更有人略带悲观地叹息道，“人们为了理性的存在而欢欣鼓舞，但每当真的大事临头，却很少去看它一眼”。

在社会层面，共情是重要的美德，是人们彼此交流连接的桥梁，寰球同此凉热，如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所说：“我不是询问一个受伤的人感觉如何，我是把自己变成那个受伤的人”；但在经济层面，共情常常催生羊群效应，要么演变为投机狂热、要么化身非理性恐慌，成为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源头。

疫情之下，人们因恐惧病毒而减少消费（减少传染风险）；疫情之后，人们因恐惧未来而减少消费（担心经济环境变差）。前者尚可算是理性的，威胁就在眼前；后者，则更多是情绪驱动的，是共情效应下的情绪传染效应，是对不确定未来的盲目悲观。

面对这种情绪性的反应，不着力缓解情绪问题，很多促消费政策将无处着力，如泥牛入海，被吞噬在情绪的大海中。

风物长宜放眼量。1960年以来，全球层面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危机和灾难层出不穷，全球GDP却能不惧风雨、稳步增长，偶有一两年停滞或下滑，总能很快回归增长。

把视线拉长就会知道，增长才是主旋律，可我们总会放大短期波动的影响，一如心理学家所说，

“当某件事就在眼前、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时，我们会表现出无意识的、原始的、本能的反应；当我们得以置身事外、能保持一定距离时，我们才会进行冷静合理的分析”。

科技、创新和开放，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当前，科技和创新恰恰处于快速变革期，想一想5G、物联网、区块链、AR/VR等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对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真的没有理由悲观。至于很多人担心疫情之后的“去全球化”浪潮，其实，“反全球化”运动从未停歇过，但全球分工协作是大趋势，从未被真正逆转过。

一年内看不到希望，两三年后一切如常，未来几十年都能享受增长的红利，又何必因为一两年内的短期波动而忧心忡忡呢。

拥抱消费主义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反复强调，“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并专门拿出3章（一共22章）讨论消费倾向。我们常说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仔细去想，出口和投资最终也是消费，出口是境外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生产更多消费品。所以，经济活动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一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消费主义，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表征。从全球经济格局看，发达国家基本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负责消费和进口；而发展中国家多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负责生产和出口。长远看，发展中国家积极生产和出口的最终目的，是积累财富、以便在未来进行更高水平的消费。

在这个意义上，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也是从投资驱动型经济体向消费驱动型经济体的跨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不仅仅是稳增长的短期策略，更是我国向消费大国转型的必经之路。

长期来看，我们在刺激居民消费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函数，并将消费倾向分为主观倾向（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等）和客观因素（财富效应、税收政策、收入预期等）。

过去几年中国消费发力，更多地是靠GDP长期高增长带来的收入预期效应，以及房地产持续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七成为房产（含商铺）。过去二十年房价的快速上涨让很多家庭跻身百万富翁之列——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

对很多家庭来讲，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地，后续几十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日趋减弱，如何引导民众调整资产配置并找到新的财富增值投资路径，同样值得关注。

2019年，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占比仅为20%，其中，九成以上为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和基金占比仅为9%。长期来看，固定收益类资产甚至很难跑过通胀，提升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将成为消费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此外，与长期消费能力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就是民众常说的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我们仍要补短板。生老病死，人人逃不过，以至于成为影响人们预期的终极因素——因病返贫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消费热情就不可能起来；养老规划不能明明白白，人们也不可能改变高储蓄的习惯。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全球经济正步入消费驱动增长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迟早会转移到消费市场竞争上来，全球消费市场份额就是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尽情消费就是支援大国崛起。

消费就是爱国，你愿意买买买吗？

挑战美元、取代现金？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5个真相

人人都爱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愈行愈近，点燃了大家热情。有的人恶补货币知识，关心“是什么”、“为什么”等知识；有的人热衷吃瓜，关心“支付宝怎么办”、“比特币前景如何”、“美元霸权迎来致命一击”等话题。

拳打支付宝、脚踢比特币、挑战美元霸权，不得不说，娱乐圈的瓜吃太多，都吃到金融领域了。真相如何呢？本文中，我们尝试一一解答。之所以是尝试解答，因为任何非官方解读都带有主观猜测意味。

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首先是一种货币。

货币是什么呢？货币是一种记账单位，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你可以把货币想象成提货单，背后对应着商品和服务的索取权，所以货币也成为财富的象征——人们持有和储存货币，意在有一天兑换成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关于货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货币，但问题在于其是否能被人接受。”意思是说，在经济学意义上人人都能发行货币，但并非每个人发行的货币都能被大众接受。有人愿意接受比特币，所以比特币也能在特定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成为一种“虚拟货币”（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承认其货币属性）。

在现代经济语境中，货币通常指法定货币，由央行发行，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特征，在国境范围内任何人不得拒收。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对应不同的货币形态：纸币现金是人民币，银行存款背后是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也是人民币。

所以，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呢？你可以理解成以数字形态存在的人民币。既然都是人民币，必然可以在不同形态间互换——数字货币可以兑换成现金，也可以转换为银行存款，反之，现金和存款也可以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

问题来了，现金和活期存款账户已经能够满足大家的支付需求，站在用户的角度，为何还需要央行数字货币呢？

的确，专家在解析央行数字货币的必要性时，多基于央行和金融机构视角，如相比现金，数字货币能节约印刷成本，也不存在损毁替换以及运钞押运问题，能很大程度上降低金融体系的现金管理成本；相比银行存款，数字货币可追溯资金流向，小则防止信贷资金违规入股市、楼市，大则在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发挥作用。

对老百姓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好处是防偷防盗，因为可追溯，也不怕偷盗；不便之处表现为要重新培养一种货币使用习惯。

当然也不必担心，也许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支持数字货币，但所有的场景都会兼容现金和刷卡支付。对用户来讲，用还是不用央行数字货币，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央行数字货币，会取代现金吗？

一定程度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也是一种顺势而为——顺应“无现金社会”趋势，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好的支付载体。那央行数字货币会取代现金吗？不会。

“无现金社会”这个词在2017年曾经大火，不仅支付巨头借势宣传，连部分商家都开始拒收现金，惹来大量争议，以央行表态“拒收现金属于违法行为”告一段落。从那以后，没有人宣传推动“无现金社会”，但“无现金社会”并未停止渗透。

现金的使用背负着很大的运营管理成本，一直以来，国家都鼓励在经济活动中减少现金使用。如1988年出台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开户单位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采取转账方式进行结算，减少使用现金”，对于企业单位，则明确规定只能在限定条件下使用现金且不能超过一定金额，否则便涉嫌违法。无他，现金支付难以追踪资金流向，大额现金交易往往是灰色交易、非法交易的重灾区。站在企业的角度，大额现金支付还会带来防伪识别和现金存放等问题，通常也更倾向接受电子化交易。

但对于小额零星交易，现金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最大的优点便是高度灵活性和场景普适性，不需要依赖第三方设备和网络，可随时随地用于交易，适用于一切群体和几乎一切小额场景。回顾过往，移动支付攻城略地，但再高明的科技也难免有BUG，这个时候，现金便是确保支付顺利进行的最后一道安全垫。

同时，考虑到货币支付场景的复杂性和客群的复杂性，一二线城市可畅行无阻的做法不见得适合县域，一部分人（比如年轻人）追捧的支付方式也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选择。而现金，每一个人都用得。

最后，现金的匿名性特征更是无可比拟的优势。绝大多数时候，人们不介意金融机构掌握自己的资金记录，但也有很多时候，人们希望一些交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曾一度因匿名性特征广受青睐，但事实证明，现金才是真正彻底的匿名，某种意义上，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会更加凸显现金的匿名优势。

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在很多场景替代现金，却不能在所有场景取代现金。在可预见的未来，现金仍会静静躺在钱包里、陪伴我们左右。

央行数字货币，让用户抛弃第三方支付？

除了现金，很多人还忧虑支付宝和支付龙头地位不保。技术上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去中介化”点对点交易，只要商户和消费者都开通了央行数字货币钱包，两个钱包地址之间就可以直接交易，既没有移动支付什么事，也没有银行什么事。

不过，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自然不想真正“去中介化”，采取的仍是“央行——金融机构——用户”的双层运营机制，用户在金融机构开户，不直接与央行发生业务关系。

问题来了，央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而第三方支付则是三层结构：央行——银行——（银联/网联）——第三方支付——用户。央行数字货币，明确表态需要银行账户，还需要第三方支付账户吗？

理论上是不需要的，就像没有第三方支付时，支付转账交易也照常运行一样。就现有清结算体系而言，第三方支付属于体验层面的提升，是锦上添花，一直都不是必需品。就央行数字货币也是如此，没有第三方支付，不会有实质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是个新战场，用户习惯从零培养，现在来看，银行APP率先试点，先发优势不在第三方支付这里。

当然，也不必过度夸大影响。站在用户角度，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银行卡余额并无本质区别，其尝鲜属性能吸引少数追求变化的年轻群体，要被大众普遍接受，却是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银行APP率先试点带来的先发优势微不足道。

最后，第三方支付的崛起，并非监管机构有意推动或金融体系自发孕育的产物，而是市场需求自我催生的变革创新。契合市场需求而生，用户习惯成为第三方支付最大的护城河。只要用户体验不滑坡，第三方支付就有生命力。

归根结底，支付的竞争，一直是场景和体验的竞争。

央行数字货币碾压Libra、比特币的生存空间？

国内本就不承认“虚拟货币”货币属性，Libra、比特币在国内并没有生存空间。所谓央行数字货币碾压Libra、比特币的生存空间，更多指向跨境市场。

Libra、比特币都定位于国际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不受国境线限制，不受现有国际清结算体系束缚，在多国认定虚拟货币为非法的背景下，跨境场景成为虚拟货币生命力的根本源泉。

在技术层面，央行数字货币能显著提升跨境支付体验，但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中国法定国币，带有主权国家色彩，在国际社会接受度层面不具有Libra、比特币等非主权货币的灵活性。举例来说，日本等一些国家接受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却不可能接受人民币用于其国内交易场景，后者涉及到货币主权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去对比各种市场自发孕育的“虚拟货币”，却不能仅仅从技术上去界定主权货币。主权货币是经济问题、金融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恰恰不是个技术问题。

央行数字货币的本质是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化等同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人民币的国际化，从来都不是遭遇了技术瓶颈，背后既有美元霸权体系的强大惯性，更有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

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影响力，不会超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范围。对比特币和Libra等“虚拟货币”，也不会构成实质压力。

比特币和Libra的真正压力，来自各个主权国家。比特币畅想建立一个跨越主权、全球通行的货币体系，其早期打出的技术抗通胀的标识也的确吸引了一些人，但货币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的主角，只是一个附属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就对应怎样的货币体系；没有世界大同的社会，怎么会有世界一统的货币呢？

当然，世界这么大，世界大同的理想仍有生存空间，相应地，比特币、Libra也总能找到立足之地；但是，也仅限于立足之地了。

央行数字货币，挑战美元霸权？

何谓美元霸权？简单讲就是美元作为国际硬通货，赋予了美国独特的优势——需要用钱时，美国只需要开动印钞机，而其他国家只能用商品来换，一如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所说，

“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既然全球资源和商品都以美元计价，那理论上，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在全球购买所需要的一切商品和资产。为了便于理解，可想象这么一种极端情况：全体美国人不工作，靠美联储印钞票在全球买买买就能过上幸福日子（实际上，一直以来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都大于收入，赚1块花2块，离不开美元霸权支撑）。

当然，实际上会有约束，美国印钞太过分时，会导致美元贬值，动摇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各国央行会转而持有黄金或欧元等其他替代资产，动摇美元的硬通货地位。问题是，世界上还缺乏美元的真正竞争者。

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再次推出史诗级“大放水”，开足马达印钞，美元却升值了，因为疫情全球爆发，避险资金无处可去，只能去美国，买美债。2019年末，外国投资者共计持有美国国债6.7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债未偿余额的30%。

美元的霸权地位，让美联储的很多“神操作”有恃无恐，诞生了坊间盛传的各种“美元割韭菜”案例，让国际金融体系无比扭曲。

世界上不应只有一种硬通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不堪“美国喷嚏、全球感冒”的戏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过一波“寻找美元替代者”的浪潮。不少国家把目光转向人民币，客观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而中国却把目光投向一种超主权货币——SDR（特别提款权，锚定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等一篮子货币，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等）。

2009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提议更好地发挥SDR的作用，推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继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现在来看，SDR没有替代美元。环顾望去，美元也没有对手：欧元受困于欧盟区国家的财政危机，日元被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拖累，英镑是上个时代的霸主。找了一圈，人们仍会把目光锁定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提升在金融层面的映射，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提质增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币国际化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央行数字货币，能提升人民币在跨境交易层面的体验，也仅此而已，不必过度解读。

国际金融体系不应只有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也不期待另一个美元。美元的今天，不会是人民币的明天。人民币需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融入世界，做互惠互利的工具，而非“割韭菜”的利器。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就谈到这里吧。

促消费，需警惕“债务-通缩”循环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经济下行时尤其如此。消费的重要性，源于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终点。市场经济中，生产的东西卖得出去，是一切企业存在的前提。消费低迷，会逆向传导至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供应商，各行各业都会受损，业绩下滑，失业增加，再次加剧消费低迷，形成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与抗疫工作同样重要的就是稳经济、稳就业，鉴于多数国家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稳经济、稳就业的关键是稳消费。

从各国救市政策看，在央行降息放水拯救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同时，各国财政部门相继出台“直升机撒钱”政策，直接向中低收入群体发钱，以确保消费不滑坡。直接给钱简单有效，但毕竟会加重财政负担；相比之下，发挥市场力量，借消费金融之力促消费，更值得期待。

疫情之下，警惕消费贷款滑坡

长期以来，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经济衰退时，大家更关注投资，以及与投资相关的企业贷款；但当前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对消费及拉动消费的消费贷款，应给予更多关注。

疫情之后，多地政府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政策大礼包，但很多市场调研显示，企业最关心的还是订单和销售。没有销售，税费减免是无本之木，贷款优惠也很难落地——银行没有胆量给营收下滑的企业发放贷款。同时，疫情的国际蔓延，让大量的外贸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出口转内销，同样需要借助消费的力量。

稳消费的重中之重是稳就业，但仅仅稳就业还不够。稳就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业关系到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但从收入角度看，短期之内，消费贷款的影响并不亚于薪资收入——消费贷款既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收入”来源，更直接关系到很多高负债群体的现金流。

一般而言，经济衰退会加剧金融机构慎贷情绪，产生顺周期的收缩效应。具体来看，疫情之下，逾期率上升，金融机构担心资产质量恶化主动降规模、提门槛；借款人对未来悲观，借贷需求下降。而大数据模型强调实时风控，外部环境变差时，也会自动降低审批通过率。

种种因素下，若不进行积极干预，消费贷款会倾向于快速缩水。2020年2月末，金融机构家庭贷款余额55.5万亿元，较2019年末微增2196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13万亿元，缩水2.4万亿元。短期贷款，主要就是消费贷款。

消费贷款缩水会加剧借款人资金链紧张程度，导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对消费复苏构成威胁。具体机制可用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来解释。

简单来说，负债家庭收入下降，但还本付息压力不变，这种情况下，只能大幅度地紧衣缩食。当负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现在就是），借款人的紧衣缩食会在宏观层面产生显著影响，导致总需求萎缩，大量企业没有订单，破产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紧衣缩食，产生恶性循环。

同时，高负债家庭也多是易失业的中低收入家庭。经济衰退时，他们面临降薪失业、信贷断粮的双重打击，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站在经济学视角，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函数。一般来讲，收入越高，消费越多，但消费不会随着收入等比例提升。举例来说，年收入10万时，7万用于消费，3万拿去储蓄；年收入100万时，可能30万用于消费，70万拿去储蓄。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占比从70%降至30%，这就是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

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收入下降时，相比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所受影响更大。疫情之下，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低收入群体，这是各国政府第一时间“直升机撒钱”的重要原因，国内多个城市也积极发放消费券——只有稳住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才能确保宏观层面消费不滑坡。

问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来源有两个：工资收入和消费贷款。直升机撒钱只是对冲降薪失业影响，若不阻断消费贷款滑坡，依旧于事无补。

阻断“债务-通缩”循环

从我国居民负债结构看，2017年之前，个人贷款高增长主要是房贷驱动；2017年之后，房贷增速开始下行，消费贷接棒，成为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粗略来看，房贷借款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而消费贷则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从人群结构看，2017年以后，中低收入群体已成为驱动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低收入群体杠杆率的快速增长，部分用于消费，也有部分用于偿还贷款。正常情况下，贷款消费和以贷还贷并不值得大力提倡，甚至需要加以控制；但疫情之下的特殊时期，阻断消费贷款滑坡应成为监管政策的重中之重，潜在问题和负面影响等经济趋稳后再说。

不妨拿美国次贷危机做例子。从微观层面看2008年金融危机，没能及时阻断“债务-通缩”机制，被很多经济学家视为危机升级的核心原因。

2001年之后，美国住房贷款大放水，很多低收入群体得以通过贷款买房上车，这部分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2004年起，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利率上升，于2006年刺破楼市泡沫，房价开始下跌，在“债务-通缩”机制下，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具体见《美国百年危机史：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房价下跌让一些房产变成负资产（房屋售价低于购房贷款未偿还本金），贷款人不再还款，房屋被金融机构收回并通过拍卖公司拍卖。为追求快速回款，拍卖价格通常低于平均价格，而较低的拍卖价格又会拉低平均价格，加速房价下行，让更多的房产变成负资产，更多的房子加入拍卖市场，此时，房价下跌的滚效应产生了。

房价下跌会产生严重的财富缩水效应，在“债务-通缩”机制下，贷款购房家庭大幅降低消费支出，让经济深陷衰退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危机发生后，很多房贷家庭个人信用分受损，再贷款能力下降，现金流紧张，消费支出迟迟难以恢复。

数据显示，直至2011年，美国每4套住房抵押贷款住房中仍有1套处于负资产状态。家庭消费的持续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联储的放水政策有效性。结果是，尽管美国股市于2009年初即恢复涨势，但经济复苏持续乏力，直至2015年底，美联储才敢放心地步入加息周期。

事后反思，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若采取诸如“强制破产”“本金减记”政策降低债务负担，同时畅通高负债家庭的再贷款机制，将大大加快美国经济复苏进度。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就当前国内情况看，促消费需阻断“债务-通缩”循环，扭转消费贷款缩水趋势应成为第一要务。

五大举措，激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

疫情之后，监管机构普遍放松了监管要求，如提高小贷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加速批复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申请等。把缰绳放松，有助于创造一个宽松的放贷环境，但现在问题出在主观层面——金融机构主观上不愿意放贷，借款人主观上不愿意借钱——单纯靠放松监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取消防疫用品关税，却并不能有效解决防疫物资紧缺问题，因为瓶颈不出在关税上。特殊时期，需要猛药，试举如下：

一是适当放宽利率定价权。36%的上限仍应坚守，但是否仍要对24%设限，不妨酌情考虑。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客群风险上升，适当放宽利率定价权，能有效激活贷款机构的放贷积极性。

二是发放“免息券”，精准促消费。财政部门可以发“消费券”，金融机构也可以发“免息券”。疫情之后，苏宁任性付联合十余家银行推出“24期免息分期活动”，用户在苏宁易购平台购买手机、家电、3C、珠宝、箱包等商品，最高可享受24期免息分期优惠。金融机构出资金、零售企业出场景，精准促消费，效果很好，不妨全行业推广。

三是厘清责任边界，激活线下场景分期。疫情之下，线下场景归零，教育分期、装修分期、旅游分期等线下分期也接近归零；当前，线下消费场景开始复苏，但线下场景分期却未同步复苏。

近年来，线下场景分期屡屡爆出场景方跑路问题（长租公寓、教培机构等），金融机构屡屡受牵连，对线下场景开始敬而远之。其实问题关键就是责任边界不清晰，金融机构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只要能明确责任边界，让金融机构无后顾之忧，就能重新激活线下场景分期的活力，为线下消费复苏贡献力量。

四是放宽不良贷款口径，松开金融机构手脚。2019年以来，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口径全面收紧，从防控风险的角度看是好事；但当前环境下，过严的不良贷款口径只会加剧金融机构顺周期效应，加重金融机构慎贷情绪。

仅就消费金融来讲，虽然借款人逾期率攀升，但主要是疫情短期冲击所致，中长期看，劳动力紧缺的宏观背景下，借款人不难找到工作、偿还贷款，逾期转化为真实损失的概率很低。此时放宽不良贷款口径，既能激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长期看又不会恶化真实损失，值得尝试。

五是畅通金融机构资金获取渠道，鼓励银行开仓放粮。穿透来看，银行已成为各类消费贷款机构的主要资金方。疫情之下，危与机并存，多数机构选择关上闸门、提高门槛；也有机构愿意逆势扩张、做大市场份额，但苦于无米下锅，没有钱。作为资金方，银行或基于资产质量担忧，或忧虑数据合规影响，普遍提高资金合作门槛，掐住了很多消费贷款机构的资金管道，这些机构恰恰是服务低收入客群的主力军。

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可出台专门政策，鼓励银行与非银行消费金融机构合作，对于一些含混不清或以讹传讹的潜在合规风险，予以清晰解读说明，解除银行后顾之忧。

市场失灵与调控之手

危机之下激活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的难题。

如花旗集团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说，“只要音乐奏响，你就必须起身跳舞”，金融机构放贷行为往往存在羊群效应——如果每家银行都在放贷，那么你的银行也不得不放贷，否则你的市场份额会被抢了去；但是当音乐停歇，大家都停了下来，你也不得不停下来，否则你接手的就是各种不好的资产，成了其他抽贷者的接盘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机构提高了放贷门槛，为避免成为接盘侠，于是，更多地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放贷门槛。在行业层面，就出现了个人短期贷款的快速缩水。从危机应对的角度看，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有形的调控之手扭转趋势。

2019年末，我国居民杠杆率已升至55.8%，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为72%），但过快的增速已积累不少问题，如特定群体的过度借贷、以贷还贷等。2019年下半年起，监管全面趋紧，大量不合资质的互联网放贷机构退出行业，整改形势一片大好，趋紧是对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现后，宏观形势大变，消费金融的政策重心也应及时调整，前期趋紧的政策理应松一松。

当前放松监管，也并非没有忧虑。比如，前期的严监管政策是否会功亏一篑？过度借贷的问题怎么办？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怎么办？一方面，应着重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促消费为导向制定政策细则，有保有压；另一方面，还是凯恩斯那句话，“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当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是向他说明应该少吃红肉的最佳时间。

50年前，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蒙上一片阴霾，据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迎来负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全球GDP一直保持正增长（2009年最低为0.01%），2020年，看来要创新低了。

相比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此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衰退，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有更多相似性。那次衰退，肇始于石油危机，于很多国家而言，也是一种不可控的外生冲击。

在那次滞胀危机中，传统的药方——刺激政策——失灵，与当前新冠疫情肆虐下的刺激政策的局限性有颇多相似之处。回顾那段滞胀历史，对于全球经济走出当前困境，有很多启发意义。

滞涨来袭，美国坠入“黑铁时代”

二战结束时，世界满目疮痍，美国一枝独秀——以全球占比7%的人口，生产全球42%的工业制成品、43%的电力、57%的钢铁、62%的原油和80%的汽车。战后，外有世界重建刺激，内有大萧条长期压制的需求反弹，美国经济迎来近三十年的黄金增长期。1946—1973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8%，家庭实际收入年均上涨2.1%。这段时期，美国处处透着乐观与繁荣：

高中学历及以下的蓝领工人靠一己之力足以养家，并在郊区买地建房，各项配套福利制度相继建立；

18-24岁人口中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20个百分点，达到35%，经济体从制造业为主向知识型经济体的转型初显端倪；

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如“英国市场上一半以上的汽车、吸尘器、电动剃须刀、剃须刀刀片、早餐麦片、薯片、缝纫机、吉士粉和打字机都产自美国”（格林斯潘语）；

商业创新也层出不穷，沃尔玛重新定义“超市”，麦当劳开创加盟模式，集装箱重新定义货运物流，流程标准化重塑制造业……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长达十余年的滞涨（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突然来袭，与黄金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将美国经济、社会带入瞬时带入黑铁时代，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弹。

滞胀的产生，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反思。人们普遍认为，黄金冲击和石油冲击是滞涨的导火索。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长期外流让美国不堪重负，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义务。不再锚定黄金后，美元成为真正的“纸币”，币值波动加剧，通胀迎来第一个高峰，正应了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1973年，OPEC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一时间油价高涨，成为通胀神助攻。在接下来的9年里，美国原油价格上涨9倍，交通、炼油厂、化工厂、钢铁厂、铝业公司、国际货运等能源大户受到严重冲击，波及整个经济体。

滞涨之下，人们承受着失业与通胀的双重打击，美国梦消失了，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匹配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纳税人奋起反抗，因为名义收入上升推高了他们的纳税登记；储蓄者发现积累一生的财富像雪糕一样融化消失。

那段时间，美国罢工不断，暗杀率飙升，社会动荡。据说当时尼克松总统曾私下说，“美国的堕落最终将摧毁一个文明”。1975年，《时代周刊》曾刊登一篇封面文章，提出“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的疑问。

滞胀的反思：经济活力的消失

滞胀的影响如此之大，除了在宏观层面溯源，将其归结于“石油冲击”和“货币超发”外；微观层面，经济学家发现，企业活力下降才是迟迟无法走出停滞的最根本原因。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格林斯潘曾如此评价当时的美国企业，

“美国的各家企业都扬扬自得，但其实都充满各种缺陷：首先是承担着巨额的福利成本，其次是不愿意在标准化生产之外多想一想新的生产方式，最后是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视而不见。”

就美国企业承担的福利成本而言，早在1949年，彼得·德鲁克就曾撰文评论道，“大企业是我们现有社会秩序的最真实代表。这些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实际上折射出了整个社会所能看到的社会结构。”一句话，企业办社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设施，渐渐不堪重负。

就产品策略而言，当时的美国企业注重流程标准化和自动化，眼睛盯着流程，不再关注消费者需求。面对千遍一律的产品和服务，很多企业自诩“最好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忽视了消费者的真实诉求。如石油危机后，油价大涨，美国汽车厂商依旧故我，继续生产高油耗的汽车，把市场拱手让于日本厂商。

同时，这段时期，美国企业沉浸于黄金时代的自满中，创新投入也不足。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杰克逊·格雷森曾于1980年评论道，

“20年来，美国管理层靠着二战中获得的大量研发成果混日子，并一直在奖励营销、财务和法务部门的主管，却忽视了生产部门的人员”。

结果上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出现了全面败退。日企和德企作为主要竞争者，不仅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中后来至上，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上也紧追不舍。以至于当时美国社会上出现一种普遍的忧虑——美国正在走英国的老路，被追赶、被超越。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通货膨胀下，工人通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为生存自救，美国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加速国内制造业空心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企业全球化加速，通过境外投资设厂来享受当地劳动力红利。1967～1975年，跨国企业境外投资额增长8倍，其中，美国五分之一的国内产能转移至境外。在此背景下，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崛起，中国大陆、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也相继迎来投资热潮。

与之相应，美国境内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失业加剧，中产阶层开始没落，经济陷入增长停滞的怪圈。

种种因素叠加，滞涨犹如一个泥潭，走出来举步维艰。

将滞涨分为为“通胀”和“停滞”。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时任美联储保罗•沃尔克用货币紧缩对抗通胀，顶着“无情”、“铁腕”之名，终于把通胀制服；而对抗“停滞”则困难许多，典型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统统无效。美国又是如何走出停滞的呢？

走出危机

长期滞涨下，社会心态开始求变。滞涨阴霾下，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出了相似的药方——激活企业活力。两国政府均向选民承诺，

“要把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打回去，回归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让英美两国重振雄风”（《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语）。

世事轮回，“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求助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市场不稳定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转向企业家，希望企业家能够拯救他们于政府对创新的扼杀之中。（格林斯潘语）”

事实上，里根入主白宫之前，他的前任卡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无奈地宣称：

“政府无法消除贫困，无法提供富足的经济，无法降低通货膨胀，无法解救我们的城市，也无法解决文盲问题或提供能源。”

激活企业活力，精髓是缩减社会福利开支、降低税率。1981年和1986年，里根政府推出两次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降至28%；资本利得税率从28%降至20%；企业所得税，则从46%降至34%。

事后看，最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下调，削减了累计税制的调节作用，加剧收入不平等，成为当下美国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但在当时，大幅减税计划，激活了企业和人才的活力，成为助推经济走出“停滞”的重要推力。

减税之外，里根政府还致力于削弱工会权力，并持续放松经济管制，被市场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同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盛行的杠杆并购，也在客观上刺激着企业活力。当时，美国金融市场可为企业并购提供融资，偿债资金来源于被并购企业的资产。举例来说，我看中了一家企业，但我没钱，我向金融机构承诺，只要借钱给我，我把这家企业买下来，会变卖企业资产用于偿债。

这也意味着，如果并购失败，融资者根本无力还钱。所以，这种高风险债券被称作垃圾债券（数据显示，违约率超过20%），但资本愿意买单。垃圾债券的红火催生了恶意并购市场，而恶意并购的存在如饿狼般对优质企业虎视眈眈，刺激企业提高活力、做大市值，提高被并购门槛。20世纪90年代后，垃圾债券被风险投资取代，垃圾债券追逐成熟公司，风险资本则专注初创企业。风险资本的盛行，催生了美国互联网泡沫，也奠定了美国在信息时代的领先地位。

在一系列措施中，普遍认为点睛之笔来自“广场协议”。1985年，美、日、德达成协议，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贬值，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增，制造业收获起死回生之效。

广场协议只是暂解美国经济一时之急，不过蝴蝶效应下，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让人唏嘘。日本自广场协议之后，经济加速泡沫化，并最终迎来失去的三十年。很多观察者事后总结，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割了日本的韭菜，从根本上打垮了美国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企业。一味的阴谋论并不可取，但的确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复苏之路

回到当前。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各国均第一时间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某种意义上，危机之下的刺激政策就像新冠重症患者的呼吸机，可以救急、救命，但患者康复，最终要靠自身免疫力。滞涨的历史告诉我们，微观企业的活力，就是宏观经济的免疫力。

疫情期间，要救人、救企业，活着就好；疫情之后，大病初愈，复苏依赖创新与活力。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创造性破坏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

创造性破坏的本质是“将社会资源导向那些能够获得最高产出的领域”，即资助前沿科技的进步和领军企业的发展，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格林斯潘语）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新基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你会发现，复苏之路，已然开启。 

美国已陷入增长停滞的泥潭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经济走势影响世界格局。当前，美国仍处于“艰苦抗疫”阶段，美联储和财政部均出台了天量刺激政策，用于稳固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结合中国经验看，疫情防控期间，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已成定局，疫情之后呢？美国还能像08年金融危机那样，借助“零利率+量化宽松”的政策快速复苏吗？

估计很难。疫情之后，美国大概率无力走出增长停滞的泥潭。

疫情之前的美国：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

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获胜，让主流媒体大跌眼镜，被视作2016年影响全球局势的第二大黑天鹅事件，排在前面的是英国脱欧。

事后来看，特朗普的获胜，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是美国民粹主义滋生繁盛的必然结果。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一书中，作者约翰•朱迪斯认为经济持续衰退时往往是美国民粹主义抬头时。简单讲，民粹主义者习惯用“我们对抗他们（us vs. them）”的方式重新定义政治，将精英阶层视作对手，认为他们自私自利、非民主。在约翰•朱迪斯看来，特朗普正是乘民粹主义之势而起，

“特朗普成为中产阶层美国激进主义者的发声器，成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和后工业经济转型抛弃的美国白人群体的代言人”。

建国历史虽不长，美国已发生过几次民粹主义浪潮，此次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崛起，可追溯至四十年前。

为对抗滞胀，激活企业活力，与日德竞争，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政策出现重大转向，里根政府向“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宣战，大幅降税、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几年后，日本因广场协议自废武功，美国则抓住信息时代浪潮，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黄金增长期（期间也有各种冲击，包括08年金融危机）。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这期间，美国社会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从一端滑向另一端。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美联储前格林斯潘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阶层固化、分化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高中时期就开始了。近三十年来，白人高中辍学率从21%升至42%，黑人高中辍学率从76%升至96%。2010年，美国80%的高校毕业生来自社会前25%的富裕家庭。阶层固化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分化，而贫富差距的分化，与20世纪80年代的减税密切相关，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那次减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二是过度管制、效率降低。美国社会中，超过30%的工作需要许可证；行政监管密集，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需要10年时间满足各项规章要求；法律制度繁杂，商业离开律师寸步难行，很多法案成为“律师完全就业法案”。诉讼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一碰即碎”的人和事，创新求变充满风险。

三是选民政治、短期主义抬头。选民政治下，顾眼前不顾长远，各种政策短期主义抬头。政客越来越习惯用公共资金“购买”选票，2005年，各类专项拨款数量已达到1.6万项，而1996年还仅为3000项。各项支出存在棘轮效应，上升容易下降难，公共财政不堪重负。

四是企业巨无霸，难以逾越的高山。财富100强公司营收占比逐年提高，成立5年以内的新公司数量占比显著下降。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不再梦想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只是梦想着把公司卖给科技巨头。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让美国社会撕裂、活力下降，民粹主义滋生繁盛。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承诺将重审贸易协定、限制企业搬离美国本土，并规范约束华尔街，都在迎合国内的民粹主义。特朗普迎合地更彻底，他击败了希拉里。

疫情之前的美国：消费“盛世”，隐忧丛生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67%的人认为自由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69%的人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大于利益，61%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系统是不公平的，73%的人反对社会公共福利有任何减损。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逐项落实，排斥自由贸易、排斥移民、强推制造业回流。从结果上看，似乎一切都好——失业率持续下降，GDP持续增长，股市也屡创新高。

从经济学角度看，排斥自由贸易、排斥移民（高质量劳动力）、强推制造业回流（违背比较优势）都会降低企业活力，为何还要这么做呢？一则在民粹主义驱动下，公平与效率的天平开始转向公平，有矫枉过正之嫌；二则美国经济增长靠消费驱动（贡献率约为73%），这几项措施长期看损害企业竞争力，短期则能带动就业回升，对消费形成强支撑，某种意义上，也是政策短期主义的表现——顾眼前顾不了长远。

就个人消费的驱动力量来看，服务性消费占大头，绝对值占七成，新增贡献也超过五成。以2019年为例，服务消费支出占比69%；从增速上看，服务性消费贡献了55%。服务消费占比高，一方面说明生活水准高，温饱性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占了大头；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的稳定性差，不够扎实——生活必需品消费需求是稳定的，非必需品消费会随环境大幅波动，尤其是存在借钱消费的情况时。

消费的火车头地位叠加高波动性特征，让家庭支出成为左右美国经济的关键力量，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把家庭支出萎缩看作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家庭支出下降，企业暂缓投资，失业率上升，家庭支出继续下降，引爆各种潜在问题，危机就产生了。

决定家庭支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就业，二是借贷。就业的重要性不再赘述，借贷的作用要分两方面看，一则是借钱消费，哪怕失业也能贡献GDP；二则，负债本身会影响消费者心理，对支出波动产生放大效应。简单讲，面临环境变化时，高负债群体倾向于做出更加剧烈的反应，加剧经济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阿蒂夫·迈恩和阿米尔·苏非在《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一书中曾做过解读，负债率越高，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也越高。据测算，08年金融危机前，房价每下跌1万元，个人支出平均减少500-700元；同时，相比房贷率（房屋贷款/房屋价值）30%左右的人群，房贷率超过90%的人群的消费缩水幅度达3倍之高。

也很好理解。如果我的房子是全款，房价下跌后，我会适当缩减消费支出；如果我的房子90%都是贷款，房价下跌后，我很可能变成“负翁”，我会大幅削减消费支出。

我们通常讲负债具有杠杆效应，资产价格下降导致财富缩水时，负债同样也有杠杆效应，会让高负债群体的财富加速缩水。从这个角度，面对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高负债的低收入群体所受影响更大。

美国恰恰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经济体，财富分化严重，超过一半的人口只占有2%的财富。此时，高高的负债就像定时炸弹，一旦资产价格下跌，在负债的杠杆效应下家庭支出会急剧缩水，直接引发危机。这种情况下，房价不能跌，股价更不能跌。

疫情之下，短期滞涨成定局，长期或陷增长泥潭

2008年的金融危机，肇始于房价的下跌；新冠疫情来袭后，股市连续几个熔断，足以引爆新的危机。股价暴跌后，美联储紧急出手，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出手，如一句流行语所说，他们看到了美国经济真正的“深渊”。

效果会如何呢？

疫情防控期间（未来3个月到半年内），滞涨已是定局。刺激政策能做的，是尽量稳住资产价格下跌速度，尽量避免高负债下资产价格暴跌产生的“次生灾害”。

疫情隔离，导致经济活动暂停，服务业更是首当其冲，美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疫情期间，受交通物流中断、供给缩水、出口贸易受限等因素影响，CPI上涨也是必然结果。

以中国为例，2020年2月CPI为5.2%，其中食品涨幅22%。这还是“超市菜场不闭店、严打乱发疫情财、政府储备调节市场、物流快递不断”等全力保民生措施下的结果。相比之下，我们有理由对美国的价格管控力度和通胀形式更加不乐观。

当前，不少国家已开始限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出口，有些国家则加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囤积。限制贸易、囤积抢购，必然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疫情之后，就美国而言，能否很快走出危机呢？非常艰难。

一是疫情期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会加剧贫富分化。尤其是高负债的低收入群体，疫情之下遭受失业、通胀的双重打击，很多人还不得不贱卖仅有的资产，即便疫情后资产价格回升，与他们也再无关系。相反，越是不缺钱，越有定力跨越周期，享受放水刺激带来的“泡沫福利”。

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会更加繁盛，决策更趋短期化，矛盾激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失业问题很难有根本性好转，经济复苏更加乏力。

二是美联储放水刺激，利好金融资本，加速产业空心化。美联储放水刺激，很多人担心通胀，疫情之下肯定有通胀，疫情之后持续通胀的概率不大。因为通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下定决心，美联储有的是办法对付通胀。事实上，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持续保持低利率政策，经历过三轮量化宽松，但国内通胀水平整体平稳，人们担心的高通胀现象并未出现。

依靠美联储的高超技术和美元的国际地位，放水不会加剧通胀，但会恶化产业结构。降息也好，量化宽松也好，钱都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牵马到河易，强马饮水难”，衰退之下，金融机构有严重的慎贷情绪，不愿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美联储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凯恩斯讲的“流动性陷阱”，也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真实写照。

资金不给实体经济，只好体系内循环，积极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做大泡沫，脱实向虚。这个时候，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仍可能迎来非理性繁荣，像黑洞一样吸引更多资源，加剧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的衰落。

据格林斯潘测算，2004年以来，美国商业生产率出现实质性下降，远低于近百年来的平均水平。如2010—2017年，美国以每小时商业产出来衡量的社会生产力年均增长仅为0.66%，而此前的六十年里则为2.5%。

就业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生产类岗位占比持续萎缩。

疫情之后，情况会继续恶化，美国经济或长期陷入增长停滞的泥潭。

展望

在2015年8月的共和党辩论大会上，当时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曾强调：

“我们的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再是赢家。在贸易中，我们无法超越中国，无法打败日本，来自这些国家的成百上千万的汽车通过贸易进入美国。不论是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同样也赢不过墨西哥。”

特朗普向选民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上台后也一直意图恢复美国制造业曾经的荣光。问题是，在民粹主义裹挟下，面对一个割裂分化的社会和经济，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长期来看，都在让美国距离他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远。 

贫富悬殊、不平等加剧，这一次，美联储也救不了美国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美股连续数次熔断，美联储更是推出诸如利率降至为零、向市场注入近万亿流动性等“暴力”救市政策。很多人惊诧于美联储一次性打光了所有子弹，其实，这就是美联储的风格。

美联储前伯南克自称大萧条迷，认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他是如何解释大萧条的？伯南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危机之所以恶化为大萧条，错在两个传导机制出了问题：一是金本位制下，央行没能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充足流动性，导致近万家银行遭挤兑倒闭；二是银行业倒闭潮和恐慌惜贷，堵塞了正常的信贷机制，资金无法传导给企业，加剧经济崩溃。

伯南克认为，缓解金融恐慌的最佳方式就是为那些缺乏资金的机构提供流动性。2008年，伯南克是这么做的；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第一时间释放天量流动性，也是这么做的。只是这一次，美联储可能不灵了。

“有形之手”战胜“无形之手”：刺激成为主流

凯恩斯曾说过，“每当你存下5个先令，一个工人便会丢掉工作”。这句话体现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哲学。

储蓄不好吗？经济衰退时是这样。

凯恩斯认为，衰退发生后，消费者紧衣缩食、企业家减少投资、银行谨慎放贷，这些“理性行为”只会加剧衰退，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陷入恶性循环。除非政府推出刺激政策——减税降费、扩大财政支出、降息、货币放水——扩大有效需求，经济才能走出衰退。

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主流经济学（后被称作古典经济学）信奉市场经济，强调不干预，认为市场自动调节下，衰退会很快过去。但20世纪30年代之后，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很快成为主流，古典学派被冷落一旁。

因为大萧条期间，人们发现古典经济学派那一套似乎没有效果——萧条旷日持久，而非在市场调节下快速出清；失业广泛存在，古典学派口中的“充分就业”难觅踪影。

其实，围绕大萧条里的种种问题，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能自圆其说，但后来经济学界和主要国家却普遍选择了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呢？从两派对待失业的不同解读上可见一斑。

失业率高企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拦路虎，这一点，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认可，但两派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古典学派认为失业高企是“政府干预的锅”，只要政府停止干预，让工资自由下坠，就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学派认为，工资存在刚性，政府应加大干预力度，扩大基建，为失业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充分就业。

古典学派在现实中碰壁，因为他们把工资调整当成了简单的经济问题，把劳动力当成了一般生产要素。问题是，劳动力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工资也不仅仅是要素价格问题，这背后，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工资，从来就不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言，

“与其他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全部由自然不变的机制和生硬的技术力量决定的抽象数学概念，而是一个建立在具体规则和妥协基础上的社会性架构。”

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否则，即便理论在数学模型里逻辑自洽，却于现实无益。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承认工资刚性，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追捧。

工资刚性，佐证了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之下，还有一个市场失灵——流动性陷阱，也就是利率失灵，指由于市场情绪极度悲观，降低利率并不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所以，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大体上更青睐于财政政策——减税降费、扩大财政支出等，因为财政政策直接有效，不受流动性陷阱制约。

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凯恩斯主义迎来“黄金期”。1946年，美国通过一项法案，强调“政府有责任保持经济增长，并且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全面采纳凯恩斯主义，推出了庞大的减税方案，据悉，减税计划令消费者每天可以多花2500万美元。

滞涨来袭：刺激政策的第一次失灵

进入70年代，强调刺激的凯恩斯主义却受到广泛质疑，因为滞胀来了。

所谓滞胀，是指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这种怪异的组合让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呼“活久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扩大开支刺激经济，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总是能降低失业、提振经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这种反向运动，被总结为“菲利普斯曲线”。

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如1975年，美国失业率8.47%，通货膨胀9.14%，GDP增速-0.21%；1980年，通货膨胀更是高达13.55%，GDP增长-0.26%。这段时期，人们承受着失业与通胀的双重打击，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失灵了。

对滞涨的反思，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对滞涨的解读，催生了新的经济学派。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打响了第一枪。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就开始批评货币宽松政策，在他看来，货币刺激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在经济学中称之为“货币中性”，即中长期看，货币本身作为交易媒介，货币供应的多少只影响价格，对实际产出和实际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对此，弗里德曼做过一个比喻，

“提高通货膨胀率就好比吃糖：你吃了一块糖，在短期内它能给你充沛的能量，但过了一段时间，它只会让你发胖。”

因为货币刺激短期有效，所以刺激政策短期内用一下是有效果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货币长期中性，所以一旦长期刺激，天量货币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对促进增长、降低失业率无益，自然会产生“滞涨”。据此，弗里德曼提出了那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罗伯特•卢卡斯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向凯恩斯主义打响第二枪，认为货币刺激在短期也是无效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既然人们预期货币政策中长期是无效的，会据此改变短期行为，导致货币刺激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就比如人们预期股价在10天后会大跌，理性投资人当天就会选择卖出，从而导致股价当天就会下跌。

为对付通货膨胀，70年代末，时任美联储保罗·沃尔克大幅提高利率，以冷却经济和推高失业率为代价，终于把通胀降了下来（三年时间内从12%~13%降至3%）。当时，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高达18.5%，很多民众寄信美联储，或指责其“破坏建设”，或恳请其“救救农民”。保罗·沃尔克是个强硬派，仍然一心抗通胀，好在，通胀总算过去了。

对于滞涨，后来美联储也做了反思。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联储的阿瑟•伯恩斯曾反思称：“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犯错误的概率是很高的。”对于这句话，伯南克这么解读，

“二战和大萧条结束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有些过于自信了”。

此话不虚。一旦我们忘记了谦虚，现实就会给你上一课。

1986-2007年，美国经济重新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时代，长期的繁荣让大家忘记了教训和谦虚，于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

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的功与过

1987年，保罗·沃尔克卸任，艾伦·格林斯潘继任美联储，并一直干到2006年。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稳定，美国经济再次步入黄金期，格林斯潘也为此收获了广泛赞誉，被媒体誉为“金融之神”。

对于这段时间美国经济的黄金期，有多种解释，有人归功于货币政策，有人归功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也有人归功于好运气。无论如何，乐观情绪开始滋生，“金融稳定政策在这一时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伯南克语）。

经济中弥漫着乐观情绪，先是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继而是21世纪前十年的房贷泡沫。2000年之前，美国住房贷款是稳健的，除了10%以上的首付款，购房者还需出示详尽的财产收入证明，既便批贷，额度一般也不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5倍。

2001年，美国因互联网泡沫破灭陷入短暂衰退，美联储降息刺激，一年之内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6.5%降至1.75%。降息巩固了房价持续上涨的神话，金融机构开始降低房贷准入门槛，低首付甚至零首付、低至1%的利率、不需要财产或收入证明，大量的低收入群体进入市场。这些次级贷款经由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证券化分散到全球金融体系，为08年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21世纪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广告）

资料来源：[美]本·伯南克，《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中信出版社，2017.

刺激增长的目标达成后，2004年起，美联储开始将利率恢复常态，升息周期来临，为抑制通胀，却刺破了房价泡沫。

2006年起，房价开始下跌，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很多贷款买房的人发现自己成了“负翁”，资不抵债，逾期开始增多，风险借由证券化链条传递给整个金融体系。叠加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一系列漏洞，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大萧条”专家伯南克出手不凡，不负众望。2008年一年之内，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至0-0.25%，之后又分别于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推出两轮量化宽松（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s），向市场注入2万亿美元。效果很明显，2009年1月，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美联储的结论），3月，股市自最低点回升，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长牛。

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广泛的反思；市场普遍归咎于美联储失败的调控政策，2001年开启的降息周期和2004年开启的加息周期，先刺激泡沫后刺破泡沫；从伯南克自身的反思看，他主要归咎于金融体系的贪婪、会计规则的失效以及分业监管的漏洞，至于美联储，错在过度关注经济稳定而忽略了金融稳定，并非大错。

不过，既然美国经济很快走出危机，美联储也再一次成为拯救市场的英雄。理论界依旧不乏批评，市场对于美联储却越来越“神化”。

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股连续数次熔断，美联储再次祭出“暴力救市”工具。与08年比，同样的药方，还会有同样的好结果吗？

不会。

不妨想一下，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也是同样的药方，为何美国很快恢复增长，而欧洲却一直萎靡不振呢？

因为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货币政策能解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却无法根治实体经济的问题，一如弗里德曼在解释滞涨时所说，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

08年危机，于美国而言，是金融危机，金融体系流动性枯竭导致恐慌蔓延，实体经济并无大问题，所以能快速恢复；于欧洲而言，是金融危机嵌套经济问题，长期产业空心化、经济活力不足，一经打击，一蹶不振。好比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年人，患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一个快速恢复，一个久病不起。

这一次新冠疫情，冲击的不是金融体系，而是实体经济，会让经济停摆、暂时冰封；考验的也并非美联储的救市水平，而是美国的社会治理能力。股市暴跌，不过是对这种冲击做了提前反应；股市持续暴跌，不是对美联储没信心，或许是对美国社会治理能力和经济活力缺乏信心。

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是能否快速有效控制住疫情，还包括疫情可能引爆的其他问题，如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

据托马斯•皮凯蒂测算，1980年之后，美国收入前10%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持续攀升，已经超过大萧条前的水平，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快速恶化（据皮凯蒂测算，显著高于欧洲，也远超新兴国家）。2010年之后，美联储做的一个调研也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

（1980年之后，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达近百年最高水平）

资料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皮凯蒂将1980年之后美国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归结为收入不平等，是由大公司高管们的超高薪水导致的，皮凯蒂称“2000～2010年（美国）前0.1%人群的绝大多数是由高管组成的，相比之下，运动员、演员和艺术家们只占很少一部分”。具体来说，

“年工资为10万～20万美元人群的工资增长速度仅比平均水平略快，年工资在5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报酬出现急剧增长，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收入增长则更为迅猛”。

不平等加剧，是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皮凯蒂坦言道，

“在我看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之后低收入群体靠贷款买房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故事，真正犯错的，除了金融机构，与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加剧也脱不了关系。毕竟，低收入群体贷款买房，没什么值得谴责的。

事实上，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居民负债已经再创新高，如皮凯蒂所言，中下层的购买力要靠借贷维系。金融危机根子上都是债务危机，债务负担加重、不平等加剧，一直在慢慢侵蚀着美国实体经济的活力。和08年之后的欧盟一样，一旦实体经济存在根本性问题，放水刺激也无能为力。

新冠疫情，直接作用于经济体，会激化矛盾、恶化问题，相对健康年轻的经济体能坦然受之；带有基础疾病的经济体往往难逃一劫。

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互金平台，上市后“变差”了？

2017年12月的一天，和一位互金从业者吃饭，聊到现金贷新规，也聊到上市互金平台。他炒美股，问我说，跌了这么多，X平台（2017年上市的某互金平台）的股票能不能买。然后自问自答道，跌这么多，深坑反弹，机会来了。

事后看，下跌才刚刚开始。

“善水者溺于水”，正如很多资深投资者折戟P2P，很多互金从业者也深套上市互金平台。强监管下，大家的共识一直是分化加速，头部平台受益。上市平台无疑是头部平台，为何股价跌个不停呢？

上市，成了“陷阱”

日本有家工厂，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为引进新的设备线，向稻盛和夫请教上市融资的可行性。稻盛和夫认可上市终究是正确的选择，但也提醒道：

“上市是下一步的事情，首先应该集中精力，把公司变成高收益企业。……证券公司帮公司上市，从手续费到上市融资的金额都与它的收入有关系，所以当然会力主您的企业上市。可是，以您公司现在的利润率，没有什么吸引力，股价也不高，也不可能成为让员工引以为荣的上市公司。”

变优秀再上市，这是稻盛和夫表达的核心观点。

2017年以来，国内互金平台迎来上市潮，不过，多数平台IPO之路并不从容，为上市而上市。2016年起，监管趋严，大量违规平台或自爆、或被查处，互金行业广受质疑。当时市场倾向认为，上市平台是规范的、安全的，IPO成为效果最好的自证手段，驱动平台纷纷踏上IPO之路。

但监管前景不确定、行业走势不明朗，导致IPO估值不高，被媒体冠以“流血上市”的称号。从股价表现看，非但IPO时“流血”，上市后更是“血滴不止”，持续消耗投资者的信心和耐心。

股价表现差强人意，市场解读普遍归结为不确定的行业环境，不过，这是共性困境，真正让各家平台股价走势拉开差距的，是各自的经营决策。或者更具体一点，能否有效应对上市本身的压力。

对企业而言，上市是新起点，所谓“新”，指环境新。新环境有新要求，若应对失措，上市会从机遇变成陷阱。上市是一个坎，很多公司会在上市后犯错——跟着资本市场的指挥棒跳舞，打乱公司发展节奏，最终迷失方向。

行为金融学有个理论，认为相比一般人，公司CEO更乐观自信。以50分为中性态度，普通人性格乐观的标准范围是60分，CFO为75分，CEO平均达到85分。由于过度自信，面临资本市场的压力时，CEO们通常自认为有能力“讨好”资本市场。而一旦被资本市场裹挟，管理层就变得短视，一味顺应市场情绪而动，违背客观经营规律。

以上市互金平台为例。强监管下，人人都知“合规经营是大势所趋”，可合规意味着规模缩水、盈利下降，不少平台便采取“拖字诀”，拖一日算一日，季报依旧好看，转型的时间窗口却在“拖字诀”中溜走了。最终，似乎对短期业绩负了责，却忽略长期价值培育，市场不买单，股价跌跌不休。

一些现金贷平台，明知以低资质客群为目标的高息贷款不可持续，也顾不得了。顾前不顾后，顾左不顾右，有一天拖一天。增长时风光无限，监管来临时手忙脚乱。

还有些平台，在财报压力下，或通过削减研发费用、市场与销售费用等手段，营造出较高的盈利能力；或通过大肆市场推广、高成本获客，资金驱动型扩张，营造出较高的增长能力。平台交出了一份又一份符合市场“口味”的财报，却损害了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也有些平台，意图通过激进多元化扩张提振股价，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草草率率。不顾市场规律，以失败告终，元气大伤。

屈从资本市场压力

其实，屈从资本市场压力，只重视短期业绩，是全球上市公司的通病。

2005年，美国一家咨询机构对400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调研，80%的受访者承认，为实现既定盈利目标，他们愿意在研发、广告、维修、人员等方面缩减开支；超过50%的受访者承认，如果延迟推出新项目能够让报表更好看，既便企业长期价值受损，他们也会这么做。

为何会这样呢？在《谁绑架了上市公司：创造股东长期价值》中，作者拉帕波特认为这与通行的薪资激励机制有关。

股票价格，是未来几十年里企业贴现现金流的总和；薪资激励，却只取决于当期业绩，取决于季报、半年报和年报数据。这种时间错配，会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层出现短期业绩导向。

除了业绩导向外，股权激励也会加剧短期行为。股市顺风顺水时，为顺利行权，管理层汇变得保守，只进行最安全的投资；股市趋弱导致行权无望时，管理层又会变得激进，想通过冒险来创造行权机会。

此外，任期缩短也是重要原因。据拉帕波特统计，21世纪前10年，世界2500强上市公司CEO平均任期从8.1年降至6.3年。任期缩短既降低了CEO的任职预期，也促使其更关注短期业绩。

在经济学中，以上种种都是委托代理问题。根据经济学界定，若一方行为影响另一方利益，且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比如，在固定薪资制下，员工偷懒、管理层不尽心，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员工自身收入不受影响，损失由股东和老板承担，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就像一个不公平的掷硬币游戏，正面我赢，反面你输，一方立于不败之地。股东作为企业所有人，委托管理层和员工治理企业。理想状态下，受托方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决策依据，但在实践中，委托人追求企业长期价值增值，受托人则追逐更高的薪资待遇，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因盛行股权激励计划，互联网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并不突出。持有股份后，管理层和员工能更多地站在股东视角思考问题，着眼于企业长期价值增长。但互联网企业自诞生起，便走上一条融资之路，股权越来越分散，委托代理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阶段一：初创企业，创始股东与管理层一体，“谁拥有谁治理、谁治理谁拥有”，不存在利益冲突；

阶段二：引入风险资本，从A轮到Pre-IPO轮，股权愈发分散，包括创始人在内的管理层持股比例大幅稀释，开始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阶段三：IPO上市，股权激励兑现，股权更加分散，委托代理问题开始凸显。

所以，互金企业上市时，恰是委托代理问题凸显时。这个时候，尤其要警惕经营层面的“短期主义”抬头。

另一种困局：领先企业的创新者窘境

把上市平台的困境全部归结于委托代理问题，是片面的。作为行业里的优等生，上市平台面临的更大难题是如何持续领先、不被潮流抛在后面。

但是，这的确很难。克里斯坦森曾提出“创新者窘境”理论，认为越是管理良好、科学决策的企业，越容易被新技术甩在后面。

克里斯坦森把创新分为两类：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二者的核心区别是成熟度不同、开始时适用的客群不同：

延续性创新在现有技术模式上迭代，能提升主流客户的福利值，行业领先公司会积极探索布局，持续领先；

破坏性创新在技术模式上另辟蹊径，开始时不被主流客群或中高端客群接受，只能发掘边缘市场，行业领先公司动力不足，多由创业型小公司主导。

相比延续性创新，破坏性创新开始时成熟度差，但成长速度快，1-2两年后就能“入侵”中高端市场，创业公司随之成长起来，领先企业则失去先发优势，陷入被动局面。下面以大数据风控技术的发展为例进行说明。

2015年前后，大数据风控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互金机构，但银行业并未表现出太大兴趣。当时的大数据风控，优点在于全自动、效率高，缺点是精准度不够，远不如线下一对一核实材料来得准确。

对银行而言，聚焦于优质客群，依托客户经理线下拓客，大数据风控与现有流程不契合，效用也差，没有动力也不可能去研究推广。互金机构，线上操作，面对海量用户，除了大数据技术别无它法，愿意为提高风控效率适当牺牲精准度，积极尝试大数据风控技术。

在互金机构的积极探索下，大数据风控不断迭代优化，精准度逐步逼近传统风控手段。风控精准度的差距缩小后，大数据风控高效率、全自动的优势便开始凸显。此后，恰逢银行贷款线上化转型，风控自动化和效率越来越重要，大数据风控就成了最佳方案，一举成为行业中主导性风控模式。银行看到这一点时，从零起步为时已晚，不得不接受互金平台的科技输出方案。

纵观银行“错过”大数据风控的历程，银行一直基于客户需求和盈利要求理性决策，却难逃破坏性技术的挑战，这就是领先者的“创新者窘境”。

大数据风控的崛起，只是一个例子。人脸支付之于支付，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破坏性效果？仍未可知，但巨头们很警惕，已在积极布局。

上市互金平台，处在金融科技密集型行业，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进攻者”与“守成者”，总是在动态互换中，如何破局“创新者窘境”，值得持续关注。

前景展望

当前，越来越多的平台走在上市的路上。如稻盛和夫所说，上市终究是正确的选择，只是，同任何新起点一样，新征程总会带来新挑战。

过去三年，互金行业笼罩于强监管之下，很多问题也被强监管掩盖。其实，合规压力之外，经营和创新的挑战一直都在，只是，很多平台并未真的做好准备。

比如，环境剧烈变化，平台是否准备好与环境实时互动，确保战略的适应性；增长红利成为过去，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该如何产生新的杠杆效应？

我们可能并未想好。

过去几年，行业追逐高增长，很多平台已经以实践证明，“有些高增长，必然导致失败”；未来几年，我们能否不再简单地追逐高增长，而是努力向用户和市场证明：互金行业，究竟有何价值？！

新形势下，如何在“过剩”市场讨生活？

节后在家办公，陈年的粽子、大米、坚果、食用油一点点见少，看着厨柜从拥挤变清爽，竟吃出了一种成就感，颇能体会工厂清理积压库存的喜悦。

当今中国，消费品过剩早已是常态，以至于全民尝试“断舍离”，学着去整理“过剩”、清理“淤积”；正常消费已满足，新增消费靠“剁手”，零售企业不得不在下沉市场、模式创新、社交营销中刺激消费、发掘商机。

新冠疫情，则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体会“短缺”的短暂窗口，在这个短暂的“短缺”状态中，不知你想到了什么？

“短缺经济”的由来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回顾历史，我国脱贫致富不过三十多年的事，可对80后、90后来讲，这三十多年，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旅程：与GDP高速增长相伴，对消费品过剩习以为常。

而60后、70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短缺，他们的童年，在改革开放前。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做过总结点评：

“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而言，应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最为严重的就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生活物资的普遍短缺，与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有关。

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设备依赖进口，需大量消耗外汇，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裕，资本短缺，不具有比较优势。为实现重工业“赶超”战略，需人为干预市场：压低利率，降低资金成本；高估本币汇率，降低设备进口所需外汇；压低人力、原材料成本，提高企业盈余。

对要素价格的干预，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保驾护航。如压低利率，会降低储蓄、刺激投资，加剧资金短缺，为确保有限资金支持重工业，需采取计划手段调配资金；压低工资后，为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需压低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低价格降低生产积极性导致供给不足，不得不采取配给制。

这套组合拳下来，生活物资的短缺便成为常态。“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92年十四大报告语），于是，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发展成为硬道理，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增量带动存量，经济传导机制逐步捋顺。

不过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这种普遍性短缺也为大众创业提供了机遇窗口。

短缺经济是企业盈利的黄金时代，“卖方市场”下，企业产什么卖什么，卖什么都赚钱；如果产品合格，做做营销推广就能成为著名品牌。对此，张维迎教授作过形象比喻，称此时市场上到处都是无人的山洞，企业随便找个洞就能当“菩萨”，自有人来进贡，赚钱很容易。

机会无处不在，于是，就有了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描述的1987年盛景，“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

“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是对那个“遍地都是商业机会”的时代的最好注脚。

从短缺到过剩

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在不同阶段交替发挥主导作用，对应着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供需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

以1997年为界，在此之前，虽然投资偶发性过热，但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年均贡献高达64%。这一阶段，仍具有典型的“短缺经济”特征，需求大于供给，消费为第一驱动力；投资的增长，主要用于缓解供给“瓶颈”（交通运输、资源和原材料紧张），形成的产能很快会被需求消化掉。资源瓶颈和通货膨胀，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烦恼；日用品和家电厂商，是这一阶段最大的受益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形势严峻，内部需求不振。1997年，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供给“过剩”，第一次成为迫切问题。长期受困于员工冗余、职能冗余、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国有企业成为矛盾集中点。

数据显示，1997年，全部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全部企业盈亏相抵后仍净亏损380亿元。受此拖累，有学者估计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超过40%，处于“技术破产”状态。

为此，国家明确“国企三年脱困”计划，一手抓国企改制夯实内功，一手抓住房改革刺激内需，叠加贷款放松，效果显著，需求很快起来了。1999年，消费贡献了87%的GDP增长，较1997年翻番。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举打开外部市场，自此，需求再也不是问题。2002-2008年，国内制造业某种意义上再次经历“短缺”经济的美好时光——生产的东西不愁卖，就怕你产能不足。全中国开足马力生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一时期，投资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达到49%，成为第一驱动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遭遇急刹车，庞大的制造能力无处释放，似乎突然间，我们就进入消费品过剩时代。

消费品全面过剩，为电商崛起插上翅膀，自此，多平台比价和常态化大促，成为消费“新常态”，互联网，借此完成了从信息中介向交易中介的蜕变，并顺便揭开金融线上化转型的序幕。

消费者，终于成了企业的“上帝”，得用户者得天下。为争夺消费者，企业用尽浑身解数；在风险资本支持下，创业者尝试各种风口：从消费升级到消费降级，从婴幼市场到银发经济，从社交拼购到直播带货，从现金贷款到场景分期……

很多企业倒下了，剩下的，都在尽力适应这个“过剩”时代。

在“过剩”市场讨生活

过剩市场，是典型的充分竞争市场。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经营，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做不到这两点，必然陷入同质化的红海。破局之路也只有两条，要么拼命压降成本，要么拼命创新实现差异化。

很多微观层面的问题，要用宏观视角寻找答案。从宏观视角看，上述二选一里的两个选择似乎都是“逆势而行”——降成本难，创新也难。

先看成本问题，宏观层面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市场营销费用等都是易升难降。

人力成本不会降。提高劳动者报酬，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消费型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红利，享受过三十年，已经够了。

土地成本很难降。土地供给有限，就那么多，但经济总量翻了几番还一直在增长，怎能指望地价下降。

市场营销费用难降。从短缺市场到过剩市场，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营销推广费用也很难下降。电商崛起后，工厂直达消费者，释放过一波“免差价”红利，但也只是一次性红利，很快大家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再看创新问题，宏观层面从赶超型经济向引领型经济转变，创新难度快速提升。

创新需要研发支持，在会计核算中，研发支出有两个选择：费用化或资本化。若研发失败，则归结为成本费用；只有研发成功，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变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无形资产。

在赶超经济阶段，技术以引进和模仿为主，方向明确，研发创新的成功率高；而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阶段，需要更多原创型技术，无人区里探索，失败率大幅提升。

这个阶段，虽然研发支出大幅提升，但能够资本化的成果却不会多，“一将功成万骨枯”。

既然是二选一，总要选一个。相比在无人区里创新，现实中，多数企业会先尝试降成本。成本项就那么多，一项一项压缩总会有点效果。但实践证明，降成本的结果，往往变成竞相降价，并未有效转化为利润。

以国产智能手机为例，2015年之前，大家都走“性价比”路线。A厂商，营销成本更低；B厂商，供应链成本更低。看似都有盈利空间，可为了做大份额，一家率先降价，迫使另一家跟进降价。结果，除了摊薄利润，谁的份额也没升。

于是，变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都不降价对大家都好，可结果是都会降价，两败俱伤。最终的结果是，行业成本管理越来越先进，行业利润却越来越薄。

原因在于，在消费者眼中，那个时候的国产手机是无差异的过剩消费品，降价是厂商提高甚至维持市场份额的唯一手段。2015年之后，当大家开始追求差异化创新和产品中高端定位时，整个行业才步入良性循环。

站在全球竞争的视角，中国制造业继续追求成本领先的空间已经不大。毕竟，人力成本在不可逆地上升时，通过管理降成本，再努力也比不上把生产线设在东南亚。所以，能做的，其实只有一条路，通过创新推动产品升级，契合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创新求胜

人力、土地、资本都是有限的，只有技术创新是无止境的。给定一个时间段，人力、土地、资本变化缓慢，也只有技术创新才是决定增长的唯一原因。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公布一组数据：

“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年人均收入增速仅为0.05％，1400年翻一番；工业革命之后，人均增速提升至1%，70年翻一番；20世纪提升至2%，35年翻一番。”

从1400年到35年的跨越，靠的是技术进步。林毅夫教授认为，工业革命前后，技术发明方式出现重大变革，从经验型发明变成实验型发明。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的实验次数，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改变的总和，创新密度大幅增加，技术进步指数级提升，推动经济跨越式增长。

所以，创新很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既是一种外部环境供给，比如人才素质、科研环境、专利保护等；也是一种内源性努力，如战略导向、研发投入、人才结构等。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国家层面正着力优化创新环境，如严查学术不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等；企业层面，也终于在持续的经济下行环境下，逐渐抛却“追风口”的浮躁，回归本业、创新求胜。

创新真的很难，我们需要借助困境的助力。组织和人都有惰性和惯性，很多时候，只有危机才是改变的推动力。所以，丘吉尔才说，“不要浪费一次好危机”。

疫情在继续，生活在继续，挑战也在继续。我们能做的，只有更努力。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中信出版社，2016.

2、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个古老的话题，它与人类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很多时候，疾病，不仅仅是疾病。或者说，病因清楚、容易治愈的常见病，还能算单纯的疾病；而那些原因不明、无法治愈的疾病，则不仅仅是疾病，它们有各种“隐喻”。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其神秘莫测，我们把各种疑难杂症视为“天罚”，是上天降罪人世间的工具。随着科学进步、医学昌明，“天罚”论慢慢失去市场，但附着其上的种种解读从未散去。

疾病的“隐喻”

在各国文化传统里，疾病，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尤其是疑难杂症，生病本身似乎就是“堕落”的证据。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美国评论家同时也是癌症患者的苏珊·桑塔格曾总结道：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等，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人们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在苏珊·桑塔格看来，那些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的事物。

如梅毒，被视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结核病（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被解读为一种偏执，要么是情感过于强烈，要么是意志力薄弱、自暴自弃；癌症，因其无中生有、畸形扩散等特征，成为自我压抑或无节制生活的代名词；而艾滋病，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被视为对放纵的惩罚。

疾病一旦被打上耻辱的印记，就会殃及患者本人。疾病附带的恶名会加剧患者的痛苦，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痛苦源。一如尼采所说，

“想一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呐！”

患病，通常可被理解为一种受难，但令人恐惧的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还让人丢脸。以艾滋病为例，就早期很多病例而言，患者恰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又恰恰不被主流社会认可。于是，在大众眼里，通过某种性实践感染艾滋病，变成了一种咎由自取。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独地患病。同为恶疾，当某人被诊断为患癌症时，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隐瞒结果；当被诊断为艾滋病时，患者本人通常向家人隐瞒结果。前者，因关心而逃避；后者，则因逃避而愈发孤独。

也有些疾病，一度存在被美化的倾向，比如结核病。

历史上，很多文艺名人都是结核病患者，如肖邦、契诃夫、卡夫卡、爱默生、梭罗、雪莱、济慈，以至于人们把结核病与文学创造力联系在一起，赋予结核病一种浪漫气质。

作为病友，雪莱曾如此劝诫济慈，“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19世纪末，西方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把当时文学艺术的衰退，归结为结核病的逐渐消失。

事实上，无论丑化还是美化，都源于不把疾病当疾病，赋予其不该赋予的内涵。

我们为何会生病？

正确认识疾病，需要破除疾病的隐喻；要破除各种隐喻，首要是消除疾病的神秘感。

以癌症为例，因其多因属性——致癌物、基因、免疫力、情绪、心理等——被赋予最广泛的隐喻。一种常见的解读是，压抑是癌症源头，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反过来，癌症患者也容易被贴上自我压抑的标签，成为他们新的痛苦源。

真相或许是，就像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我们还没找到导致细胞癌变的那个唯一致病源，才会有这么多“医学假说”，这些“医学假说”，又为各种疾病隐喻提供了发酵土壤和想象空间。

好在，虽然具体到单个疾病的病因，还需依赖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但整体而言，关于人类为何会得病，我们已慢慢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

诠释疾病机理，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在进化论者看来，至少四方面原因让人类不得不与疾病长期共存。

一是人类进化速度赶不上环境变化速度，不协调、不适应成为病因。比如说，当食物供给不再稀缺，人类在长期饥饿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味觉偏好和饮食本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深受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文明病”之苦；当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变大，在石器时代只有遇到野兽时才会产生的焦虑情绪，变成家常便饭，情绪过载，成为各种心理问题的源泉。

在科技加持下，我们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可我们的身体结构同几千年前并无二致，于是，新型疾病不断出现，心理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二是人体构造本质上就是进化妥协的产物，妥协意味着不完美。比如，大脑容量增加让我们更聪明，却以颞部肌肉缩小、脑部更易受伤为代价；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却也让我们更容易腰酸背痛；我们的骨骼结构，需要在健壮与灵活性之间做平衡；我们的胃酸浓度，则要在杀菌消毒能力和胃溃疡发病率之间做选择；……

人体并不完美，妥协无处不在，一旦过载过量，总会产生问题。

三是自然选择只关心基因传承，不在乎个体死亡。在《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看来，一切动物（包括人类）都是基因自我复制的容器，

“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我们称它们为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人类的基因通过生育完成代际传递，自然选择也只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以生育期为界限，使幼儿致病的基因无法传续，使青年致病的基因只有少量后代，老年致病的基因则能永续传递下去。所以，生育期之后，各种有害基因陆续发挥作用。衰老，如期而至；病痛，如影随形。

说到底，自然选择只关心在生育期内完成基因传承，生物体自身是否长寿并不重要。

四是微生物入侵，“物竞天择”视角下的生存竞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类虽已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却仍是大自然生态链内的一环。在肉眼可见的宏观世界，我们已少遇威胁，可面对种类更为庞大的微生物世界，生存竞争才刚刚开始。

除非我们能消灭所有致病微生物（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根治各种因微生物入侵导致的疾病。

从文明进步看，人类的确很强大；可作为生物体，我们又真的很脆弱。

正确看待疾病

19世纪之前，医学很大程度上仍与巫术无疑；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一度让我们产生了可以战胜一切疾病的幻觉：

X线、CT、超声等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疾病检查精准度；麻醉、抗生素、血库与输液的应用，助力外科手术步入黄金时代；基因测序技术，更是让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生命的密码，甚至可以向衰老发起挑战。

但事实证明，新的进步总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疑难杂症更是层出不穷：

结核病、天花的问题解决了，艾滋病、癌症成为新的难题；

抗生素曾是对付致病微生物的金丹妙药，抗药性病菌很快成为新的难题；

越来越多的生理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越来越多的精神性疾病让人束手无策；

……

其实，出现新的疑难杂症并不可怕，这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疑难杂症：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总会映射到疾病之上，把一个个自然或物理问题，变成道德或精神问题。

疾病只是疾病，不存在任何启示，不应也不必附带任何隐喻。

美国医生特鲁多（1848-1915年）的墓碑上刻着一句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面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许，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小微企业受困肺炎疫情，政府送出政策“大礼包”

春节假期结束了，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陆续显现出来。延期开工放在一边，隔离导致商业效率低下也暂且不谈，肺炎来袭首先拖累大消费行业：消费者“圈”在家中，消费需求从“吃穿住行玩”简化为“吃”（还是在家吃）。受此影响，小微企业首当其冲：

一些企业，收入下滑，面对租金、利息、工资等固定支出，遭遇现金流之困，直面破产危局；

一些企业开始谨慎决策，投资放缓、项目延期、减支自救；

还有些企业，不得不进入“冬眠”模式，经营活动全面暂停。

2019年，GDP增长的57.8%来自最终消费，31.2%来自投资，消费低迷、投资放缓，影响深远。2月3日开市第一天，上证指数大跌近8个点，不全是恐慌情绪。

好在，扶持政策很快跟进了。

中央部委：金融支持首当其冲

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共涵盖五部分，30余项措施。

在扶持实体经济方面，主要包括信贷支持，资本市场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行业和企业定向扶持三个方面。相关优惠措施梳理如下：

（1）信贷支持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围绕内部资源配置、激励考核安排等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保持贷款增速，切实落实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要求。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

切实保障公众征信相关权益，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感染新型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期一年，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2）资本市场支持

提高债券发行等服务效率。优化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工作流程，鼓励金融机构线上提交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发行申报材料，远程办理备案、注册等，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灵活妥善调整企业信息披露等监管事项。受疫情影响，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报或2020年第一季度季报有困难的，或者难以按期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的，可以申请延期。

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

（3）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行业和企业定向扶持

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

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减半收取再担保费。

提高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的效率。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领域和地区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要建立、启动快速审批通道，简化业务流程，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减免疫情严重地区公司上市等部分费用。此外，对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以及疫情较重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的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建立注册发行“绿色通道”，降低服务收费标准，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在联合发文基础上，财政部还单独下发通知，进一步强调要加大对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的创业担保贷款的财政贴息支持力度，优化受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2月3日，央行出手，1.2万亿的逆回购如约而至，切实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保障。

这些，还只是起点。

地方政府：配套措施跟进

中央层面政策发布后，苏州、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配套措施。

2月2日，苏州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以下简称“苏惠十条”）；2月3日，上海公布减轻企业负担四项措施，同日，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以下简称“京19条”）。

三地打出第一枪，相信各地扶持政策很快就到。下面，简要对三地政策进行梳理。

（1）苏惠十条

 “苏惠十条”率先发布，不仅赢得企业主和网友点赞，也得到商务部的点名表扬。详细来看，政策从“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减轻企业负担”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部署。

金融支持方面，突出“扶”。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融资成本降低，以及发挥政策性银行“国家队”作用。各项政策以鼓励和倡议为主，确保金融系统不因此出现大的风险。

稳定职工队伍方面，突出“稳”。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实行失业保险返还政策；对因疫情影响的困难企业，视情况缓缴社会保险费。

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突出“减”。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和税费，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负担。允许延期交纳税款，熨平疫情短期影响。最后，以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的方式，扶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2）上海“四条”

上海发布减轻企业负担的四项举措中，并不单独针对中小企业，受众范围更广。

与苏州一样，上海也在缓缴社保、失业保险返还上做出了规定。同时，上海还宣布推迟社保缴费基数调整，预计可减轻社保缴费负担101亿元。

此外，还将通过减费、延缓缴费、增加补贴等方式，全方位扶持企业渡过难关。如对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可按实际培训费用享受95%的补贴。

（3）京19条

与苏州、上海相比，北京的扶持政策更加全面细致，不仅给政策、给资金，还着重强调政府服务和保障功能。

具体来讲，“京19条”从“优化审批、加大资金支持、做好企业服务、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五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在优化审批服务方面，针对防控疫情物资的生产、采购、进口、资金拨付汇划、外汇办理等环节，开启绿色通道，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

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方面，借助央行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的信贷支持；建立专项资金池，保障疫情防控物资到位，并特别强调为肺炎确诊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医疗费用保障。

在企业服务方面，除失业保险返还、缓缴社保外，以补贴和贴息的方式，鼓励生产疫情所需物资的企业提质增效；引导商场、市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减免租金，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的经营难题。

同时，北京市政府还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疫情防控支撑作用，对于防疫药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企业，给予应急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和税收优惠的政策。并提出要鼓励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共享、互动互用，完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线医生咨询平台”，支持医疗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及产品示范。

最后，在加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方面，“京19条”对返京人员管理、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也作出详尽部署规定。

结语与展望

细看各项扶持政策，出台及时、覆盖面广，已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积极施策。但坦白讲，这套政策组合拳，能改善小微企业经营困境，还不能把它们拉出困境。

此次疫情之于中小企业，核心冲击来自市场端的需求萎缩，再叠加疫情导致的产业链效率下滑，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多方受阻，层层传导、环环相扣，织成一条巨大的网，让企业陷入其中、挣扎乏力。

现阶段，各项扶持政策侧重于税费减免和金融支持，属于“减支”而非“增收”，自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各地出台扶持政策，意义不限于扶持本身，更重要地是释放一个信号，即抗击肺炎疫情是全社会的事情，疫情产生的损失直接作用于企业，但全社会都在寻找可行的方式进行损失共担。

就近几日情况看，各方都已行动起来。

作用于抗疫一线：口罩等防疫物资企业加班加点、医务人员节假日无休、全社会组织捐款捐物、防疫物资开通绿色通道、政府表态疫情过后收储富余产量、保险公司捐赠专属保险保障、社区“隔离”防疫、延期开学/开工、媒体开通疫情专区……

作用于企业纾困：金融资源定向扶持、清结算费用减免、央行向市场“放水”、交易所减免上市年费、放宽财报披露时限；业主减免铺租、返还失业保险、增加专项补贴、集中税费减免；……

作用于民生保障：超市菜场不闭店、严打乱发“疫情财”、政府储备调节市场、物流快递不断、交通出行不断、退订退票免收费、错峰出行&在家办公……

相比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物质基础、资源调配均显著增强，只要全社会“团结互助、损失共担”，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疫情终将过去，下跌也会过去，但这段时光，值得我们铭记。

文化中国谈：从“仁孝治天下”到“科技强国”

关于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有本经典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年代。在那个大变局时代，中西文化激荡冲突。国弱则势弱，西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撑，代表着进步，一贯而入，所向披靡；中国文化则像古董，看着好玩，在国际竞争中全不实用，步步后退，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有识之士愈发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与制度，可东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导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于是便有了“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的呼声。

可是，究竟何为东方化？何为西方化？二者又有何本质差异？不对这些问题做个彻底探究，要改造文化谈何容易。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梁漱溟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先生事后多有悔恼之语，认为书中观点多有偏颇错误之处，并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不过，对书中核心论点，梁先生又极其自信，自言“百世以俟，不易吾言”，并补充道：

“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欠，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东西文化，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中国的很多事物，都是师徒心传的手艺（特指封建时代的中国，下同，作者注），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所以“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而西方则靠科学，“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把一切分门别类，衍生出细分的学科和学问。

以看病为例，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中医的高手，水平全在开单用药，病灶病因与药品温凉，凭主观判断，十个医生十个药方，可以十分悬殊。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求新，事事日新月异；中国文化尚古，几千年不见进步。因为“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

在中国，“既无学术可以准据，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案子也审得，财政也理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一件事；在西方，则决然不同。这就显出了19世纪之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

人治之下，自然有尊卑高下，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别，且“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是皇帝的臣民，在亲子之间是父母的儿女，是父母所有的东西。

“他父亲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是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

此便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方法治之下，人人“治人”，人人也“治于人”，去尊卑而得平等。“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于是便有了“个性的伸展”。个性伸展必然辅以社会组织发达，否则各行其是，没有协调，是走不通的。个性与社会性，互为扶持，缺一不可，所以西方的社团群体也很发达。

因社会性发达，西方注重社会公德，讲究公私分明；中国则讲五伦私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顾法律，公私不分明。

上面略讲中西文化差异，但差异因何而生呢？同时代的学者多讲“地理决定论”，即：

“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勤劳为活，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征服自然；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梁漱溟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倒要从容一点才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而不能产生“科学”。所以，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推崇，与“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无根本关系。

梁先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根源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

面对问题时，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对应来看，西方文化，是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与自然融合的路子；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出世的路子。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西方无疑走的是第三条路，寻求在天国得救，但文艺复兴重新让西方走向第一条路。关于这种转变，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曾评论道：

“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酿成十六世纪的‘大改革’，十八世纪的‘大光明’，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作者蒋百里先生也曾评论道，“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足可见，摆脱了教会的辖制，西方文化才终于走上了“向前要求”之路，开辟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时代。

就中国而言，在走第二条路，如梁先生所言：

“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讲《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无论如何不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虽然不一定像这样说词，而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确是如此，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

在这种文化思想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

至于印度，则是第三条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出世）的”。

由于西方国势强盛，所以一般人看来，西方文化的第一条路是高级的，而印度第三条路则是落后的。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1920年代，作者注）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

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非落后于西方文化，只是提前跳过了第一阶段罢了。如印度文化，因先天条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条路：

“大约印度当时因天然赐予之厚，生活差不多不成问题，他们享有温热的天气，沃腴的土地，丰富的雨量，果树满山，谷类遍地，不要怎样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且天气过热也不宜于操作；因此饱足之余，就要来问那较高的问题了。”

当然，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条路，与其种姓制度也有关系。“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

就中西文化而言，梁先生也是认定为讲究“调和”的中国文化更胜一些。在他看来，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因为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正所谓：

“无论什么人——自低等至高等地位——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低降，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去走所计算得那条路。他不敢高狂，不敢狷介，不敢慷慨多情乃并不敢恋爱；总之不敢凭着直觉而动。……其苦恼还不在抑制统御，而在抑制统御之后所生烦闷、倦疲、人生空虚之感。这才是大苦恼，人当此际简直会要溃裂横决！断不会容他长久如此。”

所以，尽管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但终归，人类社会要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进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这个时候，人类不再能承受“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也不能容忍“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的状态，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变。

于是，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但是，复兴是未来的事，当下阶段却要补课，即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着力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

我们处于第一个问题之下的世界（物质不满足时代），却直接走上第二条路（精神层面），一旦与世界接轨，必然是节节失败。

站在1920年代的时间节点，梁先生得出结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科学精神的发展、追求个性之伸展，仍是复兴传统文化之前所必经之阶段。

以上，仅仅粗略概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点，更多精彩观点，建议大家去看看原书。本书虽成于1920年代，但文化演变何其缓慢，时至今日，书中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环境与社会，仍有诸多启发裨益。

经典，向来是不过时的。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处在补课的第一阶段——追求创新、奋勇向前。这个阶段侧重于物质进步，难免对精神层面照看不足，但世间本就没有两全之事，跨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个阶段。

就每个人而言，倒不妨多接触传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与注重物质进步的大环境做个调和。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

春节红包大战：为了几块钱，我们为何乐此不疲？

春节红包大战持续多年，有人兴趣寥寥，甚至多有厌烦；却有更多人乐此不疲，活力满满。

“折腾半个月，收入2块钱”。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单位时间人力成本看，这些设计繁杂的红包活动，收益远低于时间成本。其实，根本不必算账，这是明摆着的事。问题是，我们人类的活动行为，利益算计哪能框得住。

当我们成为“群体人”

那些从未参与过春节红包活动的人，对于红包大战多表现出明显不屑，我随机访谈了几位朋友，这是他们的评论：

“无聊，又开始了”“浪费眼睛，中的钱不够买眼药水”“中国人嘛，就喜欢凑个热闹，即使被消费了，也乐此不彼”“不知道究竟有啥用，能换回家的火车票吗？”……

那些正在参与红包活动的人，则是另一个视角：

“昨天加班，扫了一个敬业，我都感动了”“最终发红包的时候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互动、比较，很开心啊”“我们是为了钱么？！你不理解那种乐趣！特别有过年的氛围！”“我不管，反正大家都在玩，我也要玩” ……

区别出来了，没参加活动的人，谈的是利弊得失；参加活动的人，讲的是情感、氛围和乐趣。前者是个体视角，后者是群体视角。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曾在《乌合之众》一书评价个体与群体的不同，“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简单说，个体讲利益，群体谈情感。

在庞勒看来，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赴死犯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人们——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

当我们参与红包活动，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经由社交玩法彼此连接成一个群体，这个时候，“我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群体心理”。

群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情感用事”，理性退居幕后。作为一项群体活动，最终红包奖励的多与少不再重要。我们看中的，是参与其中，成为群体的一员，“反正我不管，大家都在玩，我也不能落后”；以及在群体活动中实现的情感满足，如互动产生的被需要感、馈赠带来的自我形象优化等。

就像十年前开心网上兴起的偷菜游戏，有人半夜三点起床偷菜、抢车位，有人因上班时间偷菜被开除，甚至有人因痴迷而到真实农场中偷菜被刑拘……，游戏的火爆让“偷菜”一词成功入选“2009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十大关键词”。

人们乐此不疲地偷菜，甚至不惜付出一些代价，究竟为了什么？是金钱吗？根本就没有金钱。人们看中的，是游戏本身带来的参与其中和群体互动。

群体的魔力

问题来了，群体为何有此魔力呢？心理学家尝试给出了各种解释。

（1）群体极化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参考群体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心理、行为、能力和生活状况，我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通过模仿和从众让自己更加适应群体“主流价值导向”。

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社会比较心理，通常促使个体极端化自己的观点和行为，以便展示更加理想、更加符合群体价值导向的自己。从结果上看，群体决策会比个体决策极端地多——要么极端保守，要么极端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作“群体极化”。

在“群体极化”效应下，利弊算计通常被弱化，诸如尊严、自我牺牲、信仰、对荣誉的爱、民族自豪感等，在群体中被放大，成为影响群体决策的主导因素。

如庞勒发现，相比对证据的重视，陪审团成员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慈悲心，“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只要装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打动陪审团的慈悲心肠”。相比逻辑严谨的同行，善打感情牌的律师更容易取得辩护的胜利。

启示在于，主打感情牌、凸显群体主流价值（70后、80后、90后各个不同）、为用户提供凸显这种价值的便捷操作，才更容易产生社交裂变效应，在众多红包活动中脱颖而出。

（2）自我说服

当行动与认知不一致时，为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焦虑和压力，人们通常会改变认知，把行动合理化，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自我说服”现象。

这种心理在群体中得到强化。对于群体行为，没人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会在群体中产生一致性幻觉，即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赞成这种行为。个体感受到这种“群体一致性”的压力，除了不发表反对意见外，通常会发自内心地改变自己的看法，把群体行为合理化。

所以，群体行为通常会自我强化，参与的人越多，越会受到更多地人真心拥护。在圈外人看来，通常意味着群体抱团、顽固和难以说服。

圈外人和人，一个说理，一个谈情，不在一个频道上，鸡同鸭讲，自然沟通无效。

（3）从众与众从

在群体活动中，“从众”和“众从”相继发生作用，让群体活动像滚一般，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从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吸引，越多的人参与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电梯里有三个人，你和你的朋友走进电梯后随即转身背对电梯门，第三个陌生人虽然不知所以，大概率也会转过身去。这就是从众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和多数人保持一致。

众从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吸引。心理学家发现，如果少数人是一致的、坚定的、有影响力的（如明星、专家、KOL等），他们就很容易影响和改变多数人的行为。

从众和众从交叠作用，让群体活动变得可引导、可调控。

“理性”的局限

群体的魔力，让利弊退后、情感向前，站在利弊角度无法理解的问题，换成情感视角，也就不难理解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了几块钱，用户为何对红包活动乐此不疲呢？因为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理性推理的范畴。

我们自小接受逻辑教育，分析问题时，无时不拿着“利害得失”的标尺衡量一切。可很多时候，理性推理是无力的。

抽象的判断、整体的评估，基于理性推理通常靠谱；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判断往往不能胜任。“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情感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正如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这条假设，虽是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基石，经济学家借此得到一系列完美简洁的模型；却也被广为诟病，因为一旦用于实践，这条假设常常碰壁。

比如说，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刷卡消费和现金支付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可实际上，相比现金支付，刷卡消费时，我们倾向于购买高价商品，花费更多。蒂姆·哈福德在《卧底经济学》中便对“理性人”做了辛辣的挖苦，

“‘理性人’只知道自私与贪婪，对人类的真挚感情如爱情、友谊、博爱，甚至嫉妒、憎恨、生气等一窍不通。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从不犯错，且拥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他随时能够进行极其复杂的金融计算而不出差错。……‘理性人’人吃饭时点甜品，从不后悔，他已经准确无误地衡量了那味觉上瞬间的满足感与可能增加的腰围的利害关系”。

人类行为是理性、直觉、情绪的综合体，仅分析理性自然误入歧途，在群体中，还涉及到个体心理到群体心理的转变，情况更加复杂，理性的局限性更加凸显。

庞勒曾评论道，“在同人类作为文明动力的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

多年以来，在大大小小的春节红包活动中，很多活动采用个体视角，只进行利益测算，把红包当作“撒钱”，追求比竞对多撒几毛钱，钱撒出去，却没有效果，最终昙花一现；也有一些活动，成功契合了群体思维，注重情感层面的深层需求，把钱用在刀刃上，得以历久不衰。

当然，也不是要排斥理性的作用。直觉、情感、情绪，在解释具体现象时有力，却无法衡量，很难用于系统决策，理性推理虽有局限性，却也几乎是“退而求其次”的唯一选择。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迈尔森曾评论道，

“虽然有限理性更符合现实，但以此构造理论的努力目前并不成功。非理性假设可以描述许多现象，但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有分析能力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市场上，在众多可选择的假设中，理性人假设仍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假设。”

言外之意，在诠释现实世界时，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有限理性出发，剖析行为背后的心理、情绪因素；在理论世界的推演中，我们仍将不得不倚重理性人假设。

与钱无关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大多数事，都与钱无关。

在春节红包活动中，也许用户刚开始是为了钱，但随着参与人数增多，小众活动升级为群体活动，金钱的重要性会快速衰减。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随着物质从稀缺走向过剩，情感的重要性也在日趋上升。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把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

传统导向的社会，人口少、变动慢，人们活在传统中；内在导向的社会，人口迅速增长，个人主义倾向崛起，但大家仍忠于传统；他人导向的社会，人口增长停滞，生活富裕，城市化提高，“物质环境不再是问题，他人成了问题”，人们追求“被喜爱”，最重要的目标变成“与他人相处”。

按照理斯曼的划分，我们当前正处于“他人导向”的前期，人们情感需求空前旺盛，渴求“被喜爱”。“与他人相处”，正成为新的问题，这里面，蕴藏着大机遇。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 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桑迪·曼恩[英]，《心理学的世界（全彩）》，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2020年，“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分别看一下。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53元债务对应100元GDP，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

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2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既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不得不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下面在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多在40%-50%之间，他们收入低、负债高，偿债现金流紧张，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不过，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只要拉长期限，债务问题不难化解。举例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两年后，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调控政策要稳，稳住存量、控制增量，几年以后，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只要是内债，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想一想上世纪末，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以时间换空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成长为金融巨头。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既便问题严重，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2020年，监管仍会趋紧，但不体现在总量上，体现在结构上：鼓励持牌机构发展，弱化非持牌机构；提高低息贷款占比，降低高息贷款占比；降低现金贷占比，鼓励消费贷款促消费，让每一分杠杆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造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个负面舆情，就毁了一个拳头产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2018年.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王国刚，《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瑞·达利欧[美]，《债务危机》，中信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