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即爱国？人们不敢消费的背后......

文章《刺激消费，不妨再造几个“双十一”》发出后，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网友“不敢消费”的心声，不乏对近期很多促消费政策的评论，摘录一二：

“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要还房贷信用卡，剩下那点都买吃的了，唯一奢侈消费就是买口罩了！”

“高房租、房贷、子女教育、老人医疗等才是刚性支出，不想消费是因为不敢消费”；

“如果我储蓄花光了，那么以后生病或者要买房的时候国家给我钱？一天有这个风险，一天储蓄就还是美德”；

 “消费券刺激的是吃喝玩乐，而吃喝玩乐是最不需要刺激的。比如大米消费券，100元用10元，没这10元折扣一样要买大米，10元消费券撬动10倍消费之说有何道理？”

……

消费动机很复杂。往笼统了说，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提高收入、降低储蓄，就一定能促进消费；往细了说，消费事关每个人的生活主张，影响人们消费的理由不可穷尽。

消费缩水的背后

2020年1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22%，其中，粮食食品零售额保持正增长，通讯器材、饮料、文化办公用品和日用品同比降幅有限，而金银珠宝类、家具类、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等产品，需求出现明显滑坡。

其实，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未下降。1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同比增长0.5%。一般来讲，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动机的函数，既然收入不变，肯定是消费心理出了问题——人们的不确定感增强，消费意愿下降。

这个逻辑用在平时没问题，疫情之下，还要考虑因隔离导致的消费场景的灭失。如交通和通信支出几乎不受消费心理的影响，1季度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却同比下降19%，并非人们不愿意支付交通费了，而是隔离在家，不需要交通出行了。

考虑到2季度开始各类生活消费场景陆续恢复，这类消费支出会快速复苏。衣食住行、教育娱乐医疗等刚性支出，都会出现明显的“场景恢复性”反弹，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反弹缺口部分。

以餐饮业为例，正常情况下支出为100，疫情之下为30，场景恢复后反弹至80，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剩余20的缺口部分，这个部分才需要刺激。一般而言，不同消费品类，缺口不同。

教育培训、医疗、租房等近乎刚性的支出，几乎不存在缺口，只要场景恢复，支出就会如常；

衣着餐饮娱乐等小额消费支出，属于生活必需型支出，也容易恢复，缺口部分主要表现为消费降级所致，比如此前吃50元的套餐，现在吃20元的套餐，就会产生30元的消费缺口；

购车、装修、换家具、旅游等大额支出，具有一定的弹性，受预期影响比较大，如果消费者预期悲观，大概率会选择推迟消费，缺口就是100%。

对于疫情之后的“消费降级”现象，很多人提到房贷、房租、医疗、养老问题。这些问题属于长期目标，没有一蹴而就的措施，不过，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疫情之后的消费低迷，病根也不在这些问题上。

你为什么不敢消费？

那你为什么不敢消费呢？

疫情之下，一些企业倒闭，一些人失业，一些人降薪，经由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渲染放大，更多地人虽然工作未受影响，但也感同身受，对未来悲观起来，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减少消费支出，不敢贷款，依赖存款账户中的数字来确保安全感。

对于这种改变，多数人会说，“这很理性，难道不该如此吗？”

不妨再看两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从来不看梅姨的新闻，说有次看完后开始没完没了地担心孩子安危，无法正常做事；

心理学实验发现，捐款人看到受灾者照片后，善款金额会翻倍；

……

我这个朋友理性吗？受照片影响的捐款者理性吗？不能称之为理性。同样，疫情之后人们在金钱上变得更保守，恐怕也不能称之为理性。收入直接受疫情影响的情况虽大有人在，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多地也是一种情绪反应。

这也正常，在心理学家眼中，人类很多行为都是情绪驱动，“我们都是先经由情绪做出决策，然后再去为这个决定找理由”，更有人略带悲观地叹息道，“人们为了理性的存在而欢欣鼓舞，但每当真的大事临头，却很少去看它一眼”。

在社会层面，共情是重要的美德，是人们彼此交流连接的桥梁，寰球同此凉热，如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所说：“我不是询问一个受伤的人感觉如何，我是把自己变成那个受伤的人”；但在经济层面，共情常常催生羊群效应，要么演变为投机狂热、要么化身非理性恐慌，成为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源头。

疫情之下，人们因恐惧病毒而减少消费（减少传染风险）；疫情之后，人们因恐惧未来而减少消费（担心经济环境变差）。前者尚可算是理性的，威胁就在眼前；后者，则更多是情绪驱动的，是共情效应下的情绪传染效应，是对不确定未来的盲目悲观。

面对这种情绪性的反应，不着力缓解情绪问题，很多促消费政策将无处着力，如泥牛入海，被吞噬在情绪的大海中。

风物长宜放眼量。1960年以来，全球层面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危机和灾难层出不穷，全球GDP却能不惧风雨、稳步增长，偶有一两年停滞或下滑，总能很快回归增长。

把视线拉长就会知道，增长才是主旋律，可我们总会放大短期波动的影响，一如心理学家所说，

“当某件事就在眼前、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时，我们会表现出无意识的、原始的、本能的反应；当我们得以置身事外、能保持一定距离时，我们才会进行冷静合理的分析”。

科技、创新和开放，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当前，科技和创新恰恰处于快速变革期，想一想5G、物联网、区块链、AR/VR等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对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真的没有理由悲观。至于很多人担心疫情之后的“去全球化”浪潮，其实，“反全球化”运动从未停歇过，但全球分工协作是大趋势，从未被真正逆转过。

一年内看不到希望，两三年后一切如常，未来几十年都能享受增长的红利，又何必因为一两年内的短期波动而忧心忡忡呢。

拥抱消费主义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反复强调，“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并专门拿出3章（一共22章）讨论消费倾向。我们常说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仔细去想，出口和投资最终也是消费，出口是境外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生产更多消费品。所以，经济活动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一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消费主义，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表征。从全球经济格局看，发达国家基本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负责消费和进口；而发展中国家多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负责生产和出口。长远看，发展中国家积极生产和出口的最终目的，是积累财富、以便在未来进行更高水平的消费。

在这个意义上，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也是从投资驱动型经济体向消费驱动型经济体的跨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不仅仅是稳增长的短期策略，更是我国向消费大国转型的必经之路。

长期来看，我们在刺激居民消费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函数，并将消费倾向分为主观倾向（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等）和客观因素（财富效应、税收政策、收入预期等）。

过去几年中国消费发力，更多地是靠GDP长期高增长带来的收入预期效应，以及房地产持续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七成为房产（含商铺）。过去二十年房价的快速上涨让很多家庭跻身百万富翁之列——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

对很多家庭来讲，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地，后续几十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日趋减弱，如何引导民众调整资产配置并找到新的财富增值投资路径，同样值得关注。

2019年，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占比仅为20%，其中，九成以上为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和基金占比仅为9%。长期来看，固定收益类资产甚至很难跑过通胀，提升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发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将成为消费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此外，与长期消费能力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就是民众常说的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我们仍要补短板。生老病死，人人逃不过，以至于成为影响人们预期的终极因素——因病返贫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消费热情就不可能起来；养老规划不能明明白白，人们也不可能改变高储蓄的习惯。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全球经济正步入消费驱动增长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迟早会转移到消费市场竞争上来，全球消费市场份额就是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尽情消费就是支援大国崛起。

消费就是爱国，你愿意买买买吗？

挑战美元、取代现金？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5个真相

人人都爱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愈行愈近，点燃了大家热情。有的人恶补货币知识，关心“是什么”、“为什么”等知识；有的人热衷吃瓜，关心“支付宝怎么办”、“比特币前景如何”、“美元霸权迎来致命一击”等话题。

拳打支付宝、脚踢比特币、挑战美元霸权，不得不说，娱乐圈的瓜吃太多，都吃到金融领域了。真相如何呢？本文中，我们尝试一一解答。之所以是尝试解答，因为任何非官方解读都带有主观猜测意味。

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首先是一种货币。

货币是什么呢？货币是一种记账单位，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你可以把货币想象成提货单，背后对应着商品和服务的索取权，所以货币也成为财富的象征——人们持有和储存货币，意在有一天兑换成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关于货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货币，但问题在于其是否能被人接受。”意思是说，在经济学意义上人人都能发行货币，但并非每个人发行的货币都能被大众接受。有人愿意接受比特币，所以比特币也能在特定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成为一种“虚拟货币”（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承认其货币属性）。

在现代经济语境中，货币通常指法定货币，由央行发行，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特征，在国境范围内任何人不得拒收。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对应不同的货币形态：纸币现金是人民币，银行存款背后是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也是人民币。

所以，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呢？你可以理解成以数字形态存在的人民币。既然都是人民币，必然可以在不同形态间互换——数字货币可以兑换成现金，也可以转换为银行存款，反之，现金和存款也可以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

问题来了，现金和活期存款账户已经能够满足大家的支付需求，站在用户的角度，为何还需要央行数字货币呢？

的确，专家在解析央行数字货币的必要性时，多基于央行和金融机构视角，如相比现金，数字货币能节约印刷成本，也不存在损毁替换以及运钞押运问题，能很大程度上降低金融体系的现金管理成本；相比银行存款，数字货币可追溯资金流向，小则防止信贷资金违规入股市、楼市，大则在反洗钱、反恐融资等方面发挥作用。

对老百姓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好处是防偷防盗，因为可追溯，也不怕偷盗；不便之处表现为要重新培养一种货币使用习惯。

当然也不必担心，也许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支持数字货币，但所有的场景都会兼容现金和刷卡支付。对用户来讲，用还是不用央行数字货币，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央行数字货币，会取代现金吗？

一定程度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也是一种顺势而为——顺应“无现金社会”趋势，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好的支付载体。那央行数字货币会取代现金吗？不会。

“无现金社会”这个词在2017年曾经大火，不仅支付巨头借势宣传，连部分商家都开始拒收现金，惹来大量争议，以央行表态“拒收现金属于违法行为”告一段落。从那以后，没有人宣传推动“无现金社会”，但“无现金社会”并未停止渗透。

现金的使用背负着很大的运营管理成本，一直以来，国家都鼓励在经济活动中减少现金使用。如1988年出台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开户单位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采取转账方式进行结算，减少使用现金”，对于企业单位，则明确规定只能在限定条件下使用现金且不能超过一定金额，否则便涉嫌违法。无他，现金支付难以追踪资金流向，大额现金交易往往是灰色交易、非法交易的重灾区。站在企业的角度，大额现金支付还会带来防伪识别和现金存放等问题，通常也更倾向接受电子化交易。

但对于小额零星交易，现金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最大的优点便是高度灵活性和场景普适性，不需要依赖第三方设备和网络，可随时随地用于交易，适用于一切群体和几乎一切小额场景。回顾过往，移动支付攻城略地，但再高明的科技也难免有BUG，这个时候，现金便是确保支付顺利进行的最后一道安全垫。

同时，考虑到货币支付场景的复杂性和客群的复杂性，一二线城市可畅行无阻的做法不见得适合县域，一部分人（比如年轻人）追捧的支付方式也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选择。而现金，每一个人都用得。

最后，现金的匿名性特征更是无可比拟的优势。绝大多数时候，人们不介意金融机构掌握自己的资金记录，但也有很多时候，人们希望一些交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曾一度因匿名性特征广受青睐，但事实证明，现金才是真正彻底的匿名，某种意义上，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会更加凸显现金的匿名优势。

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在很多场景替代现金，却不能在所有场景取代现金。在可预见的未来，现金仍会静静躺在钱包里、陪伴我们左右。

央行数字货币，让用户抛弃第三方支付？

除了现金，很多人还忧虑支付宝和支付龙头地位不保。技术上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去中介化”点对点交易，只要商户和消费者都开通了央行数字货币钱包，两个钱包地址之间就可以直接交易，既没有移动支付什么事，也没有银行什么事。

不过，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自然不想真正“去中介化”，采取的仍是“央行——金融机构——用户”的双层运营机制，用户在金融机构开户，不直接与央行发生业务关系。

问题来了，央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而第三方支付则是三层结构：央行——银行——（银联/网联）——第三方支付——用户。央行数字货币，明确表态需要银行账户，还需要第三方支付账户吗？

理论上是不需要的，就像没有第三方支付时，支付转账交易也照常运行一样。就现有清结算体系而言，第三方支付属于体验层面的提升，是锦上添花，一直都不是必需品。就央行数字货币也是如此，没有第三方支付，不会有实质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是个新战场，用户习惯从零培养，现在来看，银行APP率先试点，先发优势不在第三方支付这里。

当然，也不必过度夸大影响。站在用户角度，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银行卡余额并无本质区别，其尝鲜属性能吸引少数追求变化的年轻群体，要被大众普遍接受，却是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银行APP率先试点带来的先发优势微不足道。

最后，第三方支付的崛起，并非监管机构有意推动或金融体系自发孕育的产物，而是市场需求自我催生的变革创新。契合市场需求而生，用户习惯成为第三方支付最大的护城河。只要用户体验不滑坡，第三方支付就有生命力。

归根结底，支付的竞争，一直是场景和体验的竞争。

央行数字货币碾压Libra、比特币的生存空间？

国内本就不承认“虚拟货币”货币属性，Libra、比特币在国内并没有生存空间。所谓央行数字货币碾压Libra、比特币的生存空间，更多指向跨境市场。

Libra、比特币都定位于国际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不受国境线限制，不受现有国际清结算体系束缚，在多国认定虚拟货币为非法的背景下，跨境场景成为虚拟货币生命力的根本源泉。

在技术层面，央行数字货币能显著提升跨境支付体验，但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中国法定国币，带有主权国家色彩，在国际社会接受度层面不具有Libra、比特币等非主权货币的灵活性。举例来说，日本等一些国家接受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却不可能接受人民币用于其国内交易场景，后者涉及到货币主权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去对比各种市场自发孕育的“虚拟货币”，却不能仅仅从技术上去界定主权货币。主权货币是经济问题、金融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恰恰不是个技术问题。

央行数字货币的本质是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化等同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人民币的国际化，从来都不是遭遇了技术瓶颈，背后既有美元霸权体系的强大惯性，更有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

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影响力，不会超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范围。对比特币和Libra等“虚拟货币”，也不会构成实质压力。

比特币和Libra的真正压力，来自各个主权国家。比特币畅想建立一个跨越主权、全球通行的货币体系，其早期打出的技术抗通胀的标识也的确吸引了一些人，但货币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的主角，只是一个附属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就对应怎样的货币体系；没有世界大同的社会，怎么会有世界一统的货币呢？

当然，世界这么大，世界大同的理想仍有生存空间，相应地，比特币、Libra也总能找到立足之地；但是，也仅限于立足之地了。

央行数字货币，挑战美元霸权？

何谓美元霸权？简单讲就是美元作为国际硬通货，赋予了美国独特的优势——需要用钱时，美国只需要开动印钞机，而其他国家只能用商品来换，一如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所说，

“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既然全球资源和商品都以美元计价，那理论上，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在全球购买所需要的一切商品和资产。为了便于理解，可想象这么一种极端情况：全体美国人不工作，靠美联储印钞票在全球买买买就能过上幸福日子（实际上，一直以来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都大于收入，赚1块花2块，离不开美元霸权支撑）。

当然，实际上会有约束，美国印钞太过分时，会导致美元贬值，动摇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各国央行会转而持有黄金或欧元等其他替代资产，动摇美元的硬通货地位。问题是，世界上还缺乏美元的真正竞争者。

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再次推出史诗级“大放水”，开足马达印钞，美元却升值了，因为疫情全球爆发，避险资金无处可去，只能去美国，买美债。2019年末，外国投资者共计持有美国国债6.7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债未偿余额的30%。

美元的霸权地位，让美联储的很多“神操作”有恃无恐，诞生了坊间盛传的各种“美元割韭菜”案例，让国际金融体系无比扭曲。

世界上不应只有一种硬通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不堪“美国喷嚏、全球感冒”的戏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过一波“寻找美元替代者”的浪潮。不少国家把目光转向人民币，客观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而中国却把目光投向一种超主权货币——SDR（特别提款权，锚定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等一篮子货币，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等）。

2009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提议更好地发挥SDR的作用，推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继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现在来看，SDR没有替代美元。环顾望去，美元也没有对手：欧元受困于欧盟区国家的财政危机，日元被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拖累，英镑是上个时代的霸主。找了一圈，人们仍会把目光锁定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提升在金融层面的映射，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提质增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币国际化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央行数字货币，能提升人民币在跨境交易层面的体验，也仅此而已，不必过度解读。

国际金融体系不应只有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也不期待另一个美元。美元的今天，不会是人民币的明天。人民币需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融入世界，做互惠互利的工具，而非“割韭菜”的利器。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就谈到这里吧。

促消费，需警惕“债务-通缩”循环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经济下行时尤其如此。消费的重要性，源于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终点。市场经济中，生产的东西卖得出去，是一切企业存在的前提。消费低迷，会逆向传导至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供应商，各行各业都会受损，业绩下滑，失业增加，再次加剧消费低迷，形成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与抗疫工作同样重要的就是稳经济、稳就业，鉴于多数国家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稳经济、稳就业的关键是稳消费。

从各国救市政策看，在央行降息放水拯救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同时，各国财政部门相继出台“直升机撒钱”政策，直接向中低收入群体发钱，以确保消费不滑坡。直接给钱简单有效，但毕竟会加重财政负担；相比之下，发挥市场力量，借消费金融之力促消费，更值得期待。

疫情之下，警惕消费贷款滑坡

长期以来，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经济衰退时，大家更关注投资，以及与投资相关的企业贷款；但当前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对消费及拉动消费的消费贷款，应给予更多关注。

疫情之后，多地政府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政策大礼包，但很多市场调研显示，企业最关心的还是订单和销售。没有销售，税费减免是无本之木，贷款优惠也很难落地——银行没有胆量给营收下滑的企业发放贷款。同时，疫情的国际蔓延，让大量的外贸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出口转内销，同样需要借助消费的力量。

稳消费的重中之重是稳就业，但仅仅稳就业还不够。稳就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业关系到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但从收入角度看，短期之内，消费贷款的影响并不亚于薪资收入——消费贷款既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收入”来源，更直接关系到很多高负债群体的现金流。

一般而言，经济衰退会加剧金融机构慎贷情绪，产生顺周期的收缩效应。具体来看，疫情之下，逾期率上升，金融机构担心资产质量恶化主动降规模、提门槛；借款人对未来悲观，借贷需求下降。而大数据模型强调实时风控，外部环境变差时，也会自动降低审批通过率。

种种因素下，若不进行积极干预，消费贷款会倾向于快速缩水。2020年2月末，金融机构家庭贷款余额55.5万亿元，较2019年末微增2196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13万亿元，缩水2.4万亿元。短期贷款，主要就是消费贷款。

消费贷款缩水会加剧借款人资金链紧张程度，导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对消费复苏构成威胁。具体机制可用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来解释。

简单来说，负债家庭收入下降，但还本付息压力不变，这种情况下，只能大幅度地紧衣缩食。当负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现在就是），借款人的紧衣缩食会在宏观层面产生显著影响，导致总需求萎缩，大量企业没有订单，破产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紧衣缩食，产生恶性循环。

同时，高负债家庭也多是易失业的中低收入家庭。经济衰退时，他们面临降薪失业、信贷断粮的双重打击，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站在经济学视角，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函数。一般来讲，收入越高，消费越多，但消费不会随着收入等比例提升。举例来说，年收入10万时，7万用于消费，3万拿去储蓄；年收入100万时，可能30万用于消费，70万拿去储蓄。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占比从70%降至30%，这就是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

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收入下降时，相比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所受影响更大。疫情之下，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低收入群体，这是各国政府第一时间“直升机撒钱”的重要原因，国内多个城市也积极发放消费券——只有稳住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才能确保宏观层面消费不滑坡。

问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来源有两个：工资收入和消费贷款。直升机撒钱只是对冲降薪失业影响，若不阻断消费贷款滑坡，依旧于事无补。

阻断“债务-通缩”循环

从我国居民负债结构看，2017年之前，个人贷款高增长主要是房贷驱动；2017年之后，房贷增速开始下行，消费贷接棒，成为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粗略来看，房贷借款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而消费贷则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从人群结构看，2017年以后，中低收入群体已成为驱动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低收入群体杠杆率的快速增长，部分用于消费，也有部分用于偿还贷款。正常情况下，贷款消费和以贷还贷并不值得大力提倡，甚至需要加以控制；但疫情之下的特殊时期，阻断消费贷款滑坡应成为监管政策的重中之重，潜在问题和负面影响等经济趋稳后再说。

不妨拿美国次贷危机做例子。从微观层面看2008年金融危机，没能及时阻断“债务-通缩”机制，被很多经济学家视为危机升级的核心原因。

2001年之后，美国住房贷款大放水，很多低收入群体得以通过贷款买房上车，这部分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2004年起，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利率上升，于2006年刺破楼市泡沫，房价开始下跌，在“债务-通缩”机制下，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具体见《美国百年危机史：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房价下跌让一些房产变成负资产（房屋售价低于购房贷款未偿还本金），贷款人不再还款，房屋被金融机构收回并通过拍卖公司拍卖。为追求快速回款，拍卖价格通常低于平均价格，而较低的拍卖价格又会拉低平均价格，加速房价下行，让更多的房产变成负资产，更多的房子加入拍卖市场，此时，房价下跌的滚效应产生了。

房价下跌会产生严重的财富缩水效应，在“债务-通缩”机制下，贷款购房家庭大幅降低消费支出，让经济深陷衰退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危机发生后，很多房贷家庭个人信用分受损，再贷款能力下降，现金流紧张，消费支出迟迟难以恢复。

数据显示，直至2011年，美国每4套住房抵押贷款住房中仍有1套处于负资产状态。家庭消费的持续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联储的放水政策有效性。结果是，尽管美国股市于2009年初即恢复涨势，但经济复苏持续乏力，直至2015年底，美联储才敢放心地步入加息周期。

事后反思，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若采取诸如“强制破产”“本金减记”政策降低债务负担，同时畅通高负债家庭的再贷款机制，将大大加快美国经济复苏进度。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就当前国内情况看，促消费需阻断“债务-通缩”循环，扭转消费贷款缩水趋势应成为第一要务。

五大举措，激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

疫情之后，监管机构普遍放松了监管要求，如提高小贷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加速批复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申请等。把缰绳放松，有助于创造一个宽松的放贷环境，但现在问题出在主观层面——金融机构主观上不愿意放贷，借款人主观上不愿意借钱——单纯靠放松监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取消防疫用品关税，却并不能有效解决防疫物资紧缺问题，因为瓶颈不出在关税上。特殊时期，需要猛药，试举如下：

一是适当放宽利率定价权。36%的上限仍应坚守，但是否仍要对24%设限，不妨酌情考虑。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客群风险上升，适当放宽利率定价权，能有效激活贷款机构的放贷积极性。

二是发放“免息券”，精准促消费。财政部门可以发“消费券”，金融机构也可以发“免息券”。疫情之后，苏宁任性付联合十余家银行推出“24期免息分期活动”，用户在苏宁易购平台购买手机、家电、3C、珠宝、箱包等商品，最高可享受24期免息分期优惠。金融机构出资金、零售企业出场景，精准促消费，效果很好，不妨全行业推广。

三是厘清责任边界，激活线下场景分期。疫情之下，线下场景归零，教育分期、装修分期、旅游分期等线下分期也接近归零；当前，线下消费场景开始复苏，但线下场景分期却未同步复苏。

近年来，线下场景分期屡屡爆出场景方跑路问题（长租公寓、教培机构等），金融机构屡屡受牵连，对线下场景开始敬而远之。其实问题关键就是责任边界不清晰，金融机构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只要能明确责任边界，让金融机构无后顾之忧，就能重新激活线下场景分期的活力，为线下消费复苏贡献力量。

四是放宽不良贷款口径，松开金融机构手脚。2019年以来，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口径全面收紧，从防控风险的角度看是好事；但当前环境下，过严的不良贷款口径只会加剧金融机构顺周期效应，加重金融机构慎贷情绪。

仅就消费金融来讲，虽然借款人逾期率攀升，但主要是疫情短期冲击所致，中长期看，劳动力紧缺的宏观背景下，借款人不难找到工作、偿还贷款，逾期转化为真实损失的概率很低。此时放宽不良贷款口径，既能激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长期看又不会恶化真实损失，值得尝试。

五是畅通金融机构资金获取渠道，鼓励银行开仓放粮。穿透来看，银行已成为各类消费贷款机构的主要资金方。疫情之下，危与机并存，多数机构选择关上闸门、提高门槛；也有机构愿意逆势扩张、做大市场份额，但苦于无米下锅，没有钱。作为资金方，银行或基于资产质量担忧，或忧虑数据合规影响，普遍提高资金合作门槛，掐住了很多消费贷款机构的资金管道，这些机构恰恰是服务低收入客群的主力军。

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可出台专门政策，鼓励银行与非银行消费金融机构合作，对于一些含混不清或以讹传讹的潜在合规风险，予以清晰解读说明，解除银行后顾之忧。

市场失灵与调控之手

危机之下激活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的难题。

如花旗集团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说，“只要音乐奏响，你就必须起身跳舞”，金融机构放贷行为往往存在羊群效应——如果每家银行都在放贷，那么你的银行也不得不放贷，否则你的市场份额会被抢了去；但是当音乐停歇，大家都停了下来，你也不得不停下来，否则你接手的就是各种不好的资产，成了其他抽贷者的接盘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机构提高了放贷门槛，为避免成为接盘侠，于是，更多地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放贷门槛。在行业层面，就出现了个人短期贷款的快速缩水。从危机应对的角度看，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有形的调控之手扭转趋势。

2019年末，我国居民杠杆率已升至55.8%，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为72%），但过快的增速已积累不少问题，如特定群体的过度借贷、以贷还贷等。2019年下半年起，监管全面趋紧，大量不合资质的互联网放贷机构退出行业，整改形势一片大好，趋紧是对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现后，宏观形势大变，消费金融的政策重心也应及时调整，前期趋紧的政策理应松一松。

当前放松监管，也并非没有忧虑。比如，前期的严监管政策是否会功亏一篑？过度借贷的问题怎么办？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怎么办？一方面，应着重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促消费为导向制定政策细则，有保有压；另一方面，还是凯恩斯那句话，“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当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是向他说明应该少吃红肉的最佳时间。

50年前，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蒙上一片阴霾，据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迎来负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全球GDP一直保持正增长（2009年最低为0.01%），2020年，看来要创新低了。

相比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此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衰退，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有更多相似性。那次衰退，肇始于石油危机，于很多国家而言，也是一种不可控的外生冲击。

在那次滞胀危机中，传统的药方——刺激政策——失灵，与当前新冠疫情肆虐下的刺激政策的局限性有颇多相似之处。回顾那段滞胀历史，对于全球经济走出当前困境，有很多启发意义。

滞涨来袭，美国坠入“黑铁时代”

二战结束时，世界满目疮痍，美国一枝独秀——以全球占比7%的人口，生产全球42%的工业制成品、43%的电力、57%的钢铁、62%的原油和80%的汽车。战后，外有世界重建刺激，内有大萧条长期压制的需求反弹，美国经济迎来近三十年的黄金增长期。1946—1973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8%，家庭实际收入年均上涨2.1%。这段时期，美国处处透着乐观与繁荣：

高中学历及以下的蓝领工人靠一己之力足以养家，并在郊区买地建房，各项配套福利制度相继建立；

18-24岁人口中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20个百分点，达到35%，经济体从制造业为主向知识型经济体的转型初显端倪；

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如“英国市场上一半以上的汽车、吸尘器、电动剃须刀、剃须刀刀片、早餐麦片、薯片、缝纫机、吉士粉和打字机都产自美国”（格林斯潘语）；

商业创新也层出不穷，沃尔玛重新定义“超市”，麦当劳开创加盟模式，集装箱重新定义货运物流，流程标准化重塑制造业……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长达十余年的滞涨（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突然来袭，与黄金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将美国经济、社会带入瞬时带入黑铁时代，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弹。

滞胀的产生，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反思。人们普遍认为，黄金冲击和石油冲击是滞涨的导火索。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长期外流让美国不堪重负，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义务。不再锚定黄金后，美元成为真正的“纸币”，币值波动加剧，通胀迎来第一个高峰，正应了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1973年，OPEC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一时间油价高涨，成为通胀神助攻。在接下来的9年里，美国原油价格上涨9倍，交通、炼油厂、化工厂、钢铁厂、铝业公司、国际货运等能源大户受到严重冲击，波及整个经济体。

滞涨之下，人们承受着失业与通胀的双重打击，美国梦消失了，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匹配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纳税人奋起反抗，因为名义收入上升推高了他们的纳税登记；储蓄者发现积累一生的财富像雪糕一样融化消失。

那段时间，美国罢工不断，暗杀率飙升，社会动荡。据说当时尼克松总统曾私下说，“美国的堕落最终将摧毁一个文明”。1975年，《时代周刊》曾刊登一篇封面文章，提出“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的疑问。

滞胀的反思：经济活力的消失

滞胀的影响如此之大，除了在宏观层面溯源，将其归结于“石油冲击”和“货币超发”外；微观层面，经济学家发现，企业活力下降才是迟迟无法走出停滞的最根本原因。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格林斯潘曾如此评价当时的美国企业，

“美国的各家企业都扬扬自得，但其实都充满各种缺陷：首先是承担着巨额的福利成本，其次是不愿意在标准化生产之外多想一想新的生产方式，最后是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视而不见。”

就美国企业承担的福利成本而言，早在1949年，彼得·德鲁克就曾撰文评论道，“大企业是我们现有社会秩序的最真实代表。这些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实际上折射出了整个社会所能看到的社会结构。”一句话，企业办社会，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设施，渐渐不堪重负。

就产品策略而言，当时的美国企业注重流程标准化和自动化，眼睛盯着流程，不再关注消费者需求。面对千遍一律的产品和服务，很多企业自诩“最好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忽视了消费者的真实诉求。如石油危机后，油价大涨，美国汽车厂商依旧故我，继续生产高油耗的汽车，把市场拱手让于日本厂商。

同时，这段时期，美国企业沉浸于黄金时代的自满中，创新投入也不足。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杰克逊·格雷森曾于1980年评论道，

“20年来，美国管理层靠着二战中获得的大量研发成果混日子，并一直在奖励营销、财务和法务部门的主管，却忽视了生产部门的人员”。

结果上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出现了全面败退。日企和德企作为主要竞争者，不仅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中后来至上，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上也紧追不舍。以至于当时美国社会上出现一种普遍的忧虑——美国正在走英国的老路，被追赶、被超越。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通货膨胀下，工人通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为生存自救，美国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加速国内制造业空心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企业全球化加速，通过境外投资设厂来享受当地劳动力红利。1967～1975年，跨国企业境外投资额增长8倍，其中，美国五分之一的国内产能转移至境外。在此背景下，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崛起，中国大陆、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也相继迎来投资热潮。

与之相应，美国境内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失业加剧，中产阶层开始没落，经济陷入增长停滞的怪圈。

种种因素叠加，滞涨犹如一个泥潭，走出来举步维艰。

将滞涨分为为“通胀”和“停滞”。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时任美联储保罗•沃尔克用货币紧缩对抗通胀，顶着“无情”、“铁腕”之名，终于把通胀制服；而对抗“停滞”则困难许多，典型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期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统统无效。美国又是如何走出停滞的呢？

走出危机

长期滞涨下，社会心态开始求变。滞涨阴霾下，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出了相似的药方——激活企业活力。两国政府均向选民承诺，

“要把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打回去，回归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让英美两国重振雄风”（《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语）。

世事轮回，“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求助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市场不稳定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转向企业家，希望企业家能够拯救他们于政府对创新的扼杀之中。（格林斯潘语）”

事实上，里根入主白宫之前，他的前任卡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无奈地宣称：

“政府无法消除贫困，无法提供富足的经济，无法降低通货膨胀，无法解救我们的城市，也无法解决文盲问题或提供能源。”

激活企业活力，精髓是缩减社会福利开支、降低税率。1981年和1986年，里根政府推出两次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降至28%；资本利得税率从28%降至20%；企业所得税，则从46%降至34%。

事后看，最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下调，削减了累计税制的调节作用，加剧收入不平等，成为当下美国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但在当时，大幅减税计划，激活了企业和人才的活力，成为助推经济走出“停滞”的重要推力。

减税之外，里根政府还致力于削弱工会权力，并持续放松经济管制，被市场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同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盛行的杠杆并购，也在客观上刺激着企业活力。当时，美国金融市场可为企业并购提供融资，偿债资金来源于被并购企业的资产。举例来说，我看中了一家企业，但我没钱，我向金融机构承诺，只要借钱给我，我把这家企业买下来，会变卖企业资产用于偿债。

这也意味着，如果并购失败，融资者根本无力还钱。所以，这种高风险债券被称作垃圾债券（数据显示，违约率超过20%），但资本愿意买单。垃圾债券的红火催生了恶意并购市场，而恶意并购的存在如饿狼般对优质企业虎视眈眈，刺激企业提高活力、做大市值，提高被并购门槛。20世纪90年代后，垃圾债券被风险投资取代，垃圾债券追逐成熟公司，风险资本则专注初创企业。风险资本的盛行，催生了美国互联网泡沫，也奠定了美国在信息时代的领先地位。

在一系列措施中，普遍认为点睛之笔来自“广场协议”。1985年，美、日、德达成协议，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贬值，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增，制造业收获起死回生之效。

广场协议只是暂解美国经济一时之急，不过蝴蝶效应下，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让人唏嘘。日本自广场协议之后，经济加速泡沫化，并最终迎来失去的三十年。很多观察者事后总结，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割了日本的韭菜，从根本上打垮了美国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企业。一味的阴谋论并不可取，但的确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复苏之路

回到当前。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各国均第一时间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某种意义上，危机之下的刺激政策就像新冠重症患者的呼吸机，可以救急、救命，但患者康复，最终要靠自身免疫力。滞涨的历史告诉我们，微观企业的活力，就是宏观经济的免疫力。

疫情期间，要救人、救企业，活着就好；疫情之后，大病初愈，复苏依赖创新与活力。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创造性破坏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

创造性破坏的本质是“将社会资源导向那些能够获得最高产出的领域”，即资助前沿科技的进步和领军企业的发展，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格林斯潘语）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新基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你会发现，复苏之路，已然开启。 

美国已陷入增长停滞的泥潭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经济走势影响世界格局。当前，美国仍处于“艰苦抗疫”阶段，美联储和财政部均出台了天量刺激政策，用于稳固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结合中国经验看，疫情防控期间，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已成定局，疫情之后呢？美国还能像08年金融危机那样，借助“零利率+量化宽松”的政策快速复苏吗？

估计很难。疫情之后，美国大概率无力走出增长停滞的泥潭。

疫情之前的美国：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

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获胜，让主流媒体大跌眼镜，被视作2016年影响全球局势的第二大黑天鹅事件，排在前面的是英国脱欧。

事后来看，特朗普的获胜，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是美国民粹主义滋生繁盛的必然结果。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一书中，作者约翰•朱迪斯认为经济持续衰退时往往是美国民粹主义抬头时。简单讲，民粹主义者习惯用“我们对抗他们（us vs. them）”的方式重新定义政治，将精英阶层视作对手，认为他们自私自利、非民主。在约翰•朱迪斯看来，特朗普正是乘民粹主义之势而起，

“特朗普成为中产阶层美国激进主义者的发声器，成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和后工业经济转型抛弃的美国白人群体的代言人”。

建国历史虽不长，美国已发生过几次民粹主义浪潮，此次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崛起，可追溯至四十年前。

为对抗滞胀，激活企业活力，与日德竞争，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政策出现重大转向，里根政府向“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宣战，大幅降税、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几年后，日本因广场协议自废武功，美国则抓住信息时代浪潮，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黄金增长期（期间也有各种冲击，包括08年金融危机）。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这期间，美国社会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从一端滑向另一端。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美联储前格林斯潘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阶层固化、分化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高中时期就开始了。近三十年来，白人高中辍学率从21%升至42%，黑人高中辍学率从76%升至96%。2010年，美国80%的高校毕业生来自社会前25%的富裕家庭。阶层固化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分化，而贫富差距的分化，与20世纪80年代的减税密切相关，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那次减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二是过度管制、效率降低。美国社会中，超过30%的工作需要许可证；行政监管密集，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需要10年时间满足各项规章要求；法律制度繁杂，商业离开律师寸步难行，很多法案成为“律师完全就业法案”。诉讼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一碰即碎”的人和事，创新求变充满风险。

三是选民政治、短期主义抬头。选民政治下，顾眼前不顾长远，各种政策短期主义抬头。政客越来越习惯用公共资金“购买”选票，2005年，各类专项拨款数量已达到1.6万项，而1996年还仅为3000项。各项支出存在棘轮效应，上升容易下降难，公共财政不堪重负。

四是企业巨无霸，难以逾越的高山。财富100强公司营收占比逐年提高，成立5年以内的新公司数量占比显著下降。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不再梦想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只是梦想着把公司卖给科技巨头。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让美国社会撕裂、活力下降，民粹主义滋生繁盛。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承诺将重审贸易协定、限制企业搬离美国本土，并规范约束华尔街，都在迎合国内的民粹主义。特朗普迎合地更彻底，他击败了希拉里。

疫情之前的美国：消费“盛世”，隐忧丛生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67%的人认为自由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69%的人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大于利益，61%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系统是不公平的，73%的人反对社会公共福利有任何减损。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逐项落实，排斥自由贸易、排斥移民、强推制造业回流。从结果上看，似乎一切都好——失业率持续下降，GDP持续增长，股市也屡创新高。

从经济学角度看，排斥自由贸易、排斥移民（高质量劳动力）、强推制造业回流（违背比较优势）都会降低企业活力，为何还要这么做呢？一则在民粹主义驱动下，公平与效率的天平开始转向公平，有矫枉过正之嫌；二则美国经济增长靠消费驱动（贡献率约为73%），这几项措施长期看损害企业竞争力，短期则能带动就业回升，对消费形成强支撑，某种意义上，也是政策短期主义的表现——顾眼前顾不了长远。

就个人消费的驱动力量来看，服务性消费占大头，绝对值占七成，新增贡献也超过五成。以2019年为例，服务消费支出占比69%；从增速上看，服务性消费贡献了55%。服务消费占比高，一方面说明生活水准高，温饱性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占了大头；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的稳定性差，不够扎实——生活必需品消费需求是稳定的，非必需品消费会随环境大幅波动，尤其是存在借钱消费的情况时。

消费的火车头地位叠加高波动性特征，让家庭支出成为左右美国经济的关键力量，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把家庭支出萎缩看作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家庭支出下降，企业暂缓投资，失业率上升，家庭支出继续下降，引爆各种潜在问题，危机就产生了。

决定家庭支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就业，二是借贷。就业的重要性不再赘述，借贷的作用要分两方面看，一则是借钱消费，哪怕失业也能贡献GDP；二则，负债本身会影响消费者心理，对支出波动产生放大效应。简单讲，面临环境变化时，高负债群体倾向于做出更加剧烈的反应，加剧经济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阿蒂夫·迈恩和阿米尔·苏非在《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一书中曾做过解读，负债率越高，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也越高。据测算，08年金融危机前，房价每下跌1万元，个人支出平均减少500-700元；同时，相比房贷率（房屋贷款/房屋价值）30%左右的人群，房贷率超过90%的人群的消费缩水幅度达3倍之高。

也很好理解。如果我的房子是全款，房价下跌后，我会适当缩减消费支出；如果我的房子90%都是贷款，房价下跌后，我很可能变成“负翁”，我会大幅削减消费支出。

我们通常讲负债具有杠杆效应，资产价格下降导致财富缩水时，负债同样也有杠杆效应，会让高负债群体的财富加速缩水。从这个角度，面对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高负债的低收入群体所受影响更大。

美国恰恰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经济体，财富分化严重，超过一半的人口只占有2%的财富。此时，高高的负债就像定时炸弹，一旦资产价格下跌，在负债的杠杆效应下家庭支出会急剧缩水，直接引发危机。这种情况下，房价不能跌，股价更不能跌。

疫情之下，短期滞涨成定局，长期或陷增长泥潭

2008年的金融危机，肇始于房价的下跌；新冠疫情来袭后，股市连续几个熔断，足以引爆新的危机。股价暴跌后，美联储紧急出手，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出手，如一句流行语所说，他们看到了美国经济真正的“深渊”。

效果会如何呢？

疫情防控期间（未来3个月到半年内），滞涨已是定局。刺激政策能做的，是尽量稳住资产价格下跌速度，尽量避免高负债下资产价格暴跌产生的“次生灾害”。

疫情隔离，导致经济活动暂停，服务业更是首当其冲，美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疫情期间，受交通物流中断、供给缩水、出口贸易受限等因素影响，CPI上涨也是必然结果。

以中国为例，2020年2月CPI为5.2%，其中食品涨幅22%。这还是“超市菜场不闭店、严打乱发疫情财、政府储备调节市场、物流快递不断”等全力保民生措施下的结果。相比之下，我们有理由对美国的价格管控力度和通胀形式更加不乐观。

当前，不少国家已开始限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出口，有些国家则加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囤积。限制贸易、囤积抢购，必然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疫情之后，就美国而言，能否很快走出危机呢？非常艰难。

一是疫情期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会加剧贫富分化。尤其是高负债的低收入群体，疫情之下遭受失业、通胀的双重打击，很多人还不得不贱卖仅有的资产，即便疫情后资产价格回升，与他们也再无关系。相反，越是不缺钱，越有定力跨越周期，享受放水刺激带来的“泡沫福利”。

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会更加繁盛，决策更趋短期化，矛盾激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失业问题很难有根本性好转，经济复苏更加乏力。

二是美联储放水刺激，利好金融资本，加速产业空心化。美联储放水刺激，很多人担心通胀，疫情之下肯定有通胀，疫情之后持续通胀的概率不大。因为通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下定决心，美联储有的是办法对付通胀。事实上，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持续保持低利率政策，经历过三轮量化宽松，但国内通胀水平整体平稳，人们担心的高通胀现象并未出现。

依靠美联储的高超技术和美元的国际地位，放水不会加剧通胀，但会恶化产业结构。降息也好，量化宽松也好，钱都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牵马到河易，强马饮水难”，衰退之下，金融机构有严重的慎贷情绪，不愿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美联储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凯恩斯讲的“流动性陷阱”，也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真实写照。

资金不给实体经济，只好体系内循环，积极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做大泡沫，脱实向虚。这个时候，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仍可能迎来非理性繁荣，像黑洞一样吸引更多资源，加剧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的衰落。

据格林斯潘测算，2004年以来，美国商业生产率出现实质性下降，远低于近百年来的平均水平。如2010—2017年，美国以每小时商业产出来衡量的社会生产力年均增长仅为0.66%，而此前的六十年里则为2.5%。

就业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生产类岗位占比持续萎缩。

疫情之后，情况会继续恶化，美国经济或长期陷入增长停滞的泥潭。

展望

在2015年8月的共和党辩论大会上，当时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曾强调：

“我们的国家正陷入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再是赢家。在贸易中，我们无法超越中国，无法打败日本，来自这些国家的成百上千万的汽车通过贸易进入美国。不论是在边境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同样也赢不过墨西哥。”

特朗普向选民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上台后也一直意图恢复美国制造业曾经的荣光。问题是，在民粹主义裹挟下，面对一个割裂分化的社会和经济，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长期来看，都在让美国距离他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远。 

贫富悬殊、不平等加剧，这一次，美联储也救不了美国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美股连续数次熔断，美联储更是推出诸如利率降至为零、向市场注入近万亿流动性等“暴力”救市政策。很多人惊诧于美联储一次性打光了所有子弹，其实，这就是美联储的风格。

美联储前伯南克自称大萧条迷，认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他是如何解释大萧条的？伯南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危机之所以恶化为大萧条，错在两个传导机制出了问题：一是金本位制下，央行没能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充足流动性，导致近万家银行遭挤兑倒闭；二是银行业倒闭潮和恐慌惜贷，堵塞了正常的信贷机制，资金无法传导给企业，加剧经济崩溃。

伯南克认为，缓解金融恐慌的最佳方式就是为那些缺乏资金的机构提供流动性。2008年，伯南克是这么做的；这一次，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第一时间释放天量流动性，也是这么做的。只是这一次，美联储可能不灵了。

“有形之手”战胜“无形之手”：刺激成为主流

凯恩斯曾说过，“每当你存下5个先令，一个工人便会丢掉工作”。这句话体现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哲学。

储蓄不好吗？经济衰退时是这样。

凯恩斯认为，衰退发生后，消费者紧衣缩食、企业家减少投资、银行谨慎放贷，这些“理性行为”只会加剧衰退，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陷入恶性循环。除非政府推出刺激政策——减税降费、扩大财政支出、降息、货币放水——扩大有效需求，经济才能走出衰退。

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主流经济学（后被称作古典经济学）信奉市场经济，强调不干预，认为市场自动调节下，衰退会很快过去。但20世纪30年代之后，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很快成为主流，古典学派被冷落一旁。

因为大萧条期间，人们发现古典经济学派那一套似乎没有效果——萧条旷日持久，而非在市场调节下快速出清；失业广泛存在，古典学派口中的“充分就业”难觅踪影。

其实，围绕大萧条里的种种问题，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能自圆其说，但后来经济学界和主要国家却普遍选择了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呢？从两派对待失业的不同解读上可见一斑。

失业率高企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拦路虎，这一点，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认可，但两派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古典学派认为失业高企是“政府干预的锅”，只要政府停止干预，让工资自由下坠，就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学派认为，工资存在刚性，政府应加大干预力度，扩大基建，为失业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充分就业。

古典学派在现实中碰壁，因为他们把工资调整当成了简单的经济问题，把劳动力当成了一般生产要素。问题是，劳动力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工资也不仅仅是要素价格问题，这背后，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工资，从来就不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言，

“与其他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全部由自然不变的机制和生硬的技术力量决定的抽象数学概念，而是一个建立在具体规则和妥协基础上的社会性架构。”

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否则，即便理论在数学模型里逻辑自洽，却于现实无益。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承认工资刚性，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追捧。

工资刚性，佐证了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之下，还有一个市场失灵——流动性陷阱，也就是利率失灵，指由于市场情绪极度悲观，降低利率并不能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所以，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大体上更青睐于财政政策——减税降费、扩大财政支出等，因为财政政策直接有效，不受流动性陷阱制约。

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凯恩斯主义迎来“黄金期”。1946年，美国通过一项法案，强调“政府有责任保持经济增长，并且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全面采纳凯恩斯主义，推出了庞大的减税方案，据悉，减税计划令消费者每天可以多花2500万美元。

滞涨来袭：刺激政策的第一次失灵

进入70年代，强调刺激的凯恩斯主义却受到广泛质疑，因为滞胀来了。

所谓滞胀，是指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这种怪异的组合让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呼“活久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扩大开支刺激经济，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总是能降低失业、提振经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这种反向运动，被总结为“菲利普斯曲线”。

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如1975年，美国失业率8.47%，通货膨胀9.14%，GDP增速-0.21%；1980年，通货膨胀更是高达13.55%，GDP增长-0.26%。这段时期，人们承受着失业与通胀的双重打击，凯恩斯的刺激政策失灵了。

对滞涨的反思，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对滞涨的解读，催生了新的经济学派。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打响了第一枪。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就开始批评货币宽松政策，在他看来，货币刺激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在经济学中称之为“货币中性”，即中长期看，货币本身作为交易媒介，货币供应的多少只影响价格，对实际产出和实际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对此，弗里德曼做过一个比喻，

“提高通货膨胀率就好比吃糖：你吃了一块糖，在短期内它能给你充沛的能量，但过了一段时间，它只会让你发胖。”

因为货币刺激短期有效，所以刺激政策短期内用一下是有效果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货币长期中性，所以一旦长期刺激，天量货币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对促进增长、降低失业率无益，自然会产生“滞涨”。据此，弗里德曼提出了那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罗伯特•卢卡斯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向凯恩斯主义打响第二枪，认为货币刺激在短期也是无效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既然人们预期货币政策中长期是无效的，会据此改变短期行为，导致货币刺激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就比如人们预期股价在10天后会大跌，理性投资人当天就会选择卖出，从而导致股价当天就会下跌。

为对付通货膨胀，70年代末，时任美联储保罗·沃尔克大幅提高利率，以冷却经济和推高失业率为代价，终于把通胀降了下来（三年时间内从12%~13%降至3%）。当时，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高达18.5%，很多民众寄信美联储，或指责其“破坏建设”，或恳请其“救救农民”。保罗·沃尔克是个强硬派，仍然一心抗通胀，好在，通胀总算过去了。

对于滞涨，后来美联储也做了反思。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联储的阿瑟•伯恩斯曾反思称：“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犯错误的概率是很高的。”对于这句话，伯南克这么解读，

“二战和大萧条结束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有些过于自信了”。

此话不虚。一旦我们忘记了谦虚，现实就会给你上一课。

1986-2007年，美国经济重新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时代，长期的繁荣让大家忘记了教训和谦虚，于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

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的功与过

1987年，保罗·沃尔克卸任，艾伦·格林斯潘继任美联储，并一直干到2006年。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稳定，美国经济再次步入黄金期，格林斯潘也为此收获了广泛赞誉，被媒体誉为“金融之神”。

对于这段时间美国经济的黄金期，有多种解释，有人归功于货币政策，有人归功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也有人归功于好运气。无论如何，乐观情绪开始滋生，“金融稳定政策在这一时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伯南克语）。

经济中弥漫着乐观情绪，先是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继而是21世纪前十年的房贷泡沫。2000年之前，美国住房贷款是稳健的，除了10%以上的首付款，购房者还需出示详尽的财产收入证明，既便批贷，额度一般也不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5倍。

2001年，美国因互联网泡沫破灭陷入短暂衰退，美联储降息刺激，一年之内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6.5%降至1.75%。降息巩固了房价持续上涨的神话，金融机构开始降低房贷准入门槛，低首付甚至零首付、低至1%的利率、不需要财产或收入证明，大量的低收入群体进入市场。这些次级贷款经由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证券化分散到全球金融体系，为08年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21世纪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广告）

资料来源：[美]本·伯南克，《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中信出版社，2017.

刺激增长的目标达成后，2004年起，美联储开始将利率恢复常态，升息周期来临，为抑制通胀，却刺破了房价泡沫。

2006年起，房价开始下跌，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很多贷款买房的人发现自己成了“负翁”，资不抵债，逾期开始增多，风险借由证券化链条传递给整个金融体系。叠加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一系列漏洞，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大萧条”专家伯南克出手不凡，不负众望。2008年一年之内，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至0-0.25%，之后又分别于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推出两轮量化宽松（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s），向市场注入2万亿美元。效果很明显，2009年1月，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美联储的结论），3月，股市自最低点回升，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长牛。

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广泛的反思；市场普遍归咎于美联储失败的调控政策，2001年开启的降息周期和2004年开启的加息周期，先刺激泡沫后刺破泡沫；从伯南克自身的反思看，他主要归咎于金融体系的贪婪、会计规则的失效以及分业监管的漏洞，至于美联储，错在过度关注经济稳定而忽略了金融稳定，并非大错。

不过，既然美国经济很快走出危机，美联储也再一次成为拯救市场的英雄。理论界依旧不乏批评，市场对于美联储却越来越“神化”。

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股连续数次熔断，美联储再次祭出“暴力救市”工具。与08年比，同样的药方，还会有同样的好结果吗？

不会。

不妨想一下，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也是同样的药方，为何美国很快恢复增长，而欧洲却一直萎靡不振呢？

因为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货币政策能解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却无法根治实体经济的问题，一如弗里德曼在解释滞涨时所说，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

08年危机，于美国而言，是金融危机，金融体系流动性枯竭导致恐慌蔓延，实体经济并无大问题，所以能快速恢复；于欧洲而言，是金融危机嵌套经济问题，长期产业空心化、经济活力不足，一经打击，一蹶不振。好比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年人，患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一个快速恢复，一个久病不起。

这一次新冠疫情，冲击的不是金融体系，而是实体经济，会让经济停摆、暂时冰封；考验的也并非美联储的救市水平，而是美国的社会治理能力。股市暴跌，不过是对这种冲击做了提前反应；股市持续暴跌，不是对美联储没信心，或许是对美国社会治理能力和经济活力缺乏信心。

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是能否快速有效控制住疫情，还包括疫情可能引爆的其他问题，如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

据托马斯•皮凯蒂测算，1980年之后，美国收入前10%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持续攀升，已经超过大萧条前的水平，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快速恶化（据皮凯蒂测算，显著高于欧洲，也远超新兴国家）。2010年之后，美联储做的一个调研也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

（1980年之后，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达近百年最高水平）

资料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

皮凯蒂将1980年之后美国不平等的加剧主要归结为收入不平等，是由大公司高管们的超高薪水导致的，皮凯蒂称“2000～2010年（美国）前0.1%人群的绝大多数是由高管组成的，相比之下，运动员、演员和艺术家们只占很少一部分”。具体来说，

“年工资为10万～20万美元人群的工资增长速度仅比平均水平略快，年工资在5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报酬出现急剧增长，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人群的收入增长则更为迅猛”。

不平等加剧，是个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皮凯蒂坦言道，

“在我看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之后低收入群体靠贷款买房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故事，真正犯错的，除了金融机构，与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加剧也脱不了关系。毕竟，低收入群体贷款买房，没什么值得谴责的。

事实上，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居民负债已经再创新高，如皮凯蒂所言，中下层的购买力要靠借贷维系。金融危机根子上都是债务危机，债务负担加重、不平等加剧，一直在慢慢侵蚀着美国实体经济的活力。和08年之后的欧盟一样，一旦实体经济存在根本性问题，放水刺激也无能为力。

新冠疫情，直接作用于经济体，会激化矛盾、恶化问题，相对健康年轻的经济体能坦然受之；带有基础疾病的经济体往往难逃一劫。

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互金平台，上市后“变差”了？

2017年12月的一天，和一位互金从业者吃饭，聊到现金贷新规，也聊到上市互金平台。他炒美股，问我说，跌了这么多，X平台（2017年上市的某互金平台）的股票能不能买。然后自问自答道，跌这么多，深坑反弹，机会来了。

事后看，下跌才刚刚开始。

“善水者溺于水”，正如很多资深投资者折戟P2P，很多互金从业者也深套上市互金平台。强监管下，大家的共识一直是分化加速，头部平台受益。上市平台无疑是头部平台，为何股价跌个不停呢？

上市，成了“陷阱”

日本有家工厂，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为引进新的设备线，向稻盛和夫请教上市融资的可行性。稻盛和夫认可上市终究是正确的选择，但也提醒道：

“上市是下一步的事情，首先应该集中精力，把公司变成高收益企业。……证券公司帮公司上市，从手续费到上市融资的金额都与它的收入有关系，所以当然会力主您的企业上市。可是，以您公司现在的利润率，没有什么吸引力，股价也不高，也不可能成为让员工引以为荣的上市公司。”

变优秀再上市，这是稻盛和夫表达的核心观点。

2017年以来，国内互金平台迎来上市潮，不过，多数平台IPO之路并不从容，为上市而上市。2016年起，监管趋严，大量违规平台或自爆、或被查处，互金行业广受质疑。当时市场倾向认为，上市平台是规范的、安全的，IPO成为效果最好的自证手段，驱动平台纷纷踏上IPO之路。

但监管前景不确定、行业走势不明朗，导致IPO估值不高，被媒体冠以“流血上市”的称号。从股价表现看，非但IPO时“流血”，上市后更是“血滴不止”，持续消耗投资者的信心和耐心。

股价表现差强人意，市场解读普遍归结为不确定的行业环境，不过，这是共性困境，真正让各家平台股价走势拉开差距的，是各自的经营决策。或者更具体一点，能否有效应对上市本身的压力。

对企业而言，上市是新起点，所谓“新”，指环境新。新环境有新要求，若应对失措，上市会从机遇变成陷阱。上市是一个坎，很多公司会在上市后犯错——跟着资本市场的指挥棒跳舞，打乱公司发展节奏，最终迷失方向。

行为金融学有个理论，认为相比一般人，公司CEO更乐观自信。以50分为中性态度，普通人性格乐观的标准范围是60分，CFO为75分，CEO平均达到85分。由于过度自信，面临资本市场的压力时，CEO们通常自认为有能力“讨好”资本市场。而一旦被资本市场裹挟，管理层就变得短视，一味顺应市场情绪而动，违背客观经营规律。

以上市互金平台为例。强监管下，人人都知“合规经营是大势所趋”，可合规意味着规模缩水、盈利下降，不少平台便采取“拖字诀”，拖一日算一日，季报依旧好看，转型的时间窗口却在“拖字诀”中溜走了。最终，似乎对短期业绩负了责，却忽略长期价值培育，市场不买单，股价跌跌不休。

一些现金贷平台，明知以低资质客群为目标的高息贷款不可持续，也顾不得了。顾前不顾后，顾左不顾右，有一天拖一天。增长时风光无限，监管来临时手忙脚乱。

还有些平台，在财报压力下，或通过削减研发费用、市场与销售费用等手段，营造出较高的盈利能力；或通过大肆市场推广、高成本获客，资金驱动型扩张，营造出较高的增长能力。平台交出了一份又一份符合市场“口味”的财报，却损害了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也有些平台，意图通过激进多元化扩张提振股价，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草草率率。不顾市场规律，以失败告终，元气大伤。

屈从资本市场压力

其实，屈从资本市场压力，只重视短期业绩，是全球上市公司的通病。

2005年，美国一家咨询机构对400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调研，80%的受访者承认，为实现既定盈利目标，他们愿意在研发、广告、维修、人员等方面缩减开支；超过50%的受访者承认，如果延迟推出新项目能够让报表更好看，既便企业长期价值受损，他们也会这么做。

为何会这样呢？在《谁绑架了上市公司：创造股东长期价值》中，作者拉帕波特认为这与通行的薪资激励机制有关。

股票价格，是未来几十年里企业贴现现金流的总和；薪资激励，却只取决于当期业绩，取决于季报、半年报和年报数据。这种时间错配，会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层出现短期业绩导向。

除了业绩导向外，股权激励也会加剧短期行为。股市顺风顺水时，为顺利行权，管理层汇变得保守，只进行最安全的投资；股市趋弱导致行权无望时，管理层又会变得激进，想通过冒险来创造行权机会。

此外，任期缩短也是重要原因。据拉帕波特统计，21世纪前10年，世界2500强上市公司CEO平均任期从8.1年降至6.3年。任期缩短既降低了CEO的任职预期，也促使其更关注短期业绩。

在经济学中，以上种种都是委托代理问题。根据经济学界定，若一方行为影响另一方利益，且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比如，在固定薪资制下，员工偷懒、管理层不尽心，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员工自身收入不受影响，损失由股东和老板承担，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就像一个不公平的掷硬币游戏，正面我赢，反面你输，一方立于不败之地。股东作为企业所有人，委托管理层和员工治理企业。理想状态下，受托方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决策依据，但在实践中，委托人追求企业长期价值增值，受托人则追逐更高的薪资待遇，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因盛行股权激励计划，互联网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并不突出。持有股份后，管理层和员工能更多地站在股东视角思考问题，着眼于企业长期价值增长。但互联网企业自诞生起，便走上一条融资之路，股权越来越分散，委托代理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阶段一：初创企业，创始股东与管理层一体，“谁拥有谁治理、谁治理谁拥有”，不存在利益冲突；

阶段二：引入风险资本，从A轮到Pre-IPO轮，股权愈发分散，包括创始人在内的管理层持股比例大幅稀释，开始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阶段三：IPO上市，股权激励兑现，股权更加分散，委托代理问题开始凸显。

所以，互金企业上市时，恰是委托代理问题凸显时。这个时候，尤其要警惕经营层面的“短期主义”抬头。

另一种困局：领先企业的创新者窘境

把上市平台的困境全部归结于委托代理问题，是片面的。作为行业里的优等生，上市平台面临的更大难题是如何持续领先、不被潮流抛在后面。

但是，这的确很难。克里斯坦森曾提出“创新者窘境”理论，认为越是管理良好、科学决策的企业，越容易被新技术甩在后面。

克里斯坦森把创新分为两类：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二者的核心区别是成熟度不同、开始时适用的客群不同：

延续性创新在现有技术模式上迭代，能提升主流客户的福利值，行业领先公司会积极探索布局，持续领先；

破坏性创新在技术模式上另辟蹊径，开始时不被主流客群或中高端客群接受，只能发掘边缘市场，行业领先公司动力不足，多由创业型小公司主导。

相比延续性创新，破坏性创新开始时成熟度差，但成长速度快，1-2两年后就能“入侵”中高端市场，创业公司随之成长起来，领先企业则失去先发优势，陷入被动局面。下面以大数据风控技术的发展为例进行说明。

2015年前后，大数据风控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互金机构，但银行业并未表现出太大兴趣。当时的大数据风控，优点在于全自动、效率高，缺点是精准度不够，远不如线下一对一核实材料来得准确。

对银行而言，聚焦于优质客群，依托客户经理线下拓客，大数据风控与现有流程不契合，效用也差，没有动力也不可能去研究推广。互金机构，线上操作，面对海量用户，除了大数据技术别无它法，愿意为提高风控效率适当牺牲精准度，积极尝试大数据风控技术。

在互金机构的积极探索下，大数据风控不断迭代优化，精准度逐步逼近传统风控手段。风控精准度的差距缩小后，大数据风控高效率、全自动的优势便开始凸显。此后，恰逢银行贷款线上化转型，风控自动化和效率越来越重要，大数据风控就成了最佳方案，一举成为行业中主导性风控模式。银行看到这一点时，从零起步为时已晚，不得不接受互金平台的科技输出方案。

纵观银行“错过”大数据风控的历程，银行一直基于客户需求和盈利要求理性决策，却难逃破坏性技术的挑战，这就是领先者的“创新者窘境”。

大数据风控的崛起，只是一个例子。人脸支付之于支付，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破坏性效果？仍未可知，但巨头们很警惕，已在积极布局。

上市互金平台，处在金融科技密集型行业，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进攻者”与“守成者”，总是在动态互换中，如何破局“创新者窘境”，值得持续关注。

前景展望

当前，越来越多的平台走在上市的路上。如稻盛和夫所说，上市终究是正确的选择，只是，同任何新起点一样，新征程总会带来新挑战。

过去三年，互金行业笼罩于强监管之下，很多问题也被强监管掩盖。其实，合规压力之外，经营和创新的挑战一直都在，只是，很多平台并未真的做好准备。

比如，环境剧烈变化，平台是否准备好与环境实时互动，确保战略的适应性；增长红利成为过去，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该如何产生新的杠杆效应？

我们可能并未想好。

过去几年，行业追逐高增长，很多平台已经以实践证明，“有些高增长，必然导致失败”；未来几年，我们能否不再简单地追逐高增长，而是努力向用户和市场证明：互金行业，究竟有何价值？！

新形势下，如何在“过剩”市场讨生活？

节后在家办公，陈年的粽子、大米、坚果、食用油一点点见少，看着厨柜从拥挤变清爽，竟吃出了一种成就感，颇能体会工厂清理积压库存的喜悦。

当今中国，消费品过剩早已是常态，以至于全民尝试“断舍离”，学着去整理“过剩”、清理“淤积”；正常消费已满足，新增消费靠“剁手”，零售企业不得不在下沉市场、模式创新、社交营销中刺激消费、发掘商机。

新冠疫情，则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体会“短缺”的短暂窗口，在这个短暂的“短缺”状态中，不知你想到了什么？

“短缺经济”的由来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回顾历史，我国脱贫致富不过三十多年的事，可对80后、90后来讲，这三十多年，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旅程：与GDP高速增长相伴，对消费品过剩习以为常。

而60后、70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短缺，他们的童年，在改革开放前。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做过总结点评：

“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而言，应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最为严重的就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生活物资的普遍短缺，与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有关。

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设备依赖进口，需大量消耗外汇，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裕，资本短缺，不具有比较优势。为实现重工业“赶超”战略，需人为干预市场：压低利率，降低资金成本；高估本币汇率，降低设备进口所需外汇；压低人力、原材料成本，提高企业盈余。

对要素价格的干预，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保驾护航。如压低利率，会降低储蓄、刺激投资，加剧资金短缺，为确保有限资金支持重工业，需采取计划手段调配资金；压低工资后，为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需压低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低价格降低生产积极性导致供给不足，不得不采取配给制。

这套组合拳下来，生活物资的短缺便成为常态。“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92年十四大报告语），于是，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发展成为硬道理，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增量带动存量，经济传导机制逐步捋顺。

不过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这种普遍性短缺也为大众创业提供了机遇窗口。

短缺经济是企业盈利的黄金时代，“卖方市场”下，企业产什么卖什么，卖什么都赚钱；如果产品合格，做做营销推广就能成为著名品牌。对此，张维迎教授作过形象比喻，称此时市场上到处都是无人的山洞，企业随便找个洞就能当“菩萨”，自有人来进贡，赚钱很容易。

机会无处不在，于是，就有了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描述的1987年盛景，“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

“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是对那个“遍地都是商业机会”的时代的最好注脚。

从短缺到过剩

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在不同阶段交替发挥主导作用，对应着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供需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

以1997年为界，在此之前，虽然投资偶发性过热，但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年均贡献高达64%。这一阶段，仍具有典型的“短缺经济”特征，需求大于供给，消费为第一驱动力；投资的增长，主要用于缓解供给“瓶颈”（交通运输、资源和原材料紧张），形成的产能很快会被需求消化掉。资源瓶颈和通货膨胀，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烦恼；日用品和家电厂商，是这一阶段最大的受益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形势严峻，内部需求不振。1997年，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供给“过剩”，第一次成为迫切问题。长期受困于员工冗余、职能冗余、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国有企业成为矛盾集中点。

数据显示，1997年，全部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全部企业盈亏相抵后仍净亏损380亿元。受此拖累，有学者估计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超过40%，处于“技术破产”状态。

为此，国家明确“国企三年脱困”计划，一手抓国企改制夯实内功，一手抓住房改革刺激内需，叠加贷款放松，效果显著，需求很快起来了。1999年，消费贡献了87%的GDP增长，较1997年翻番。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举打开外部市场，自此，需求再也不是问题。2002-2008年，国内制造业某种意义上再次经历“短缺”经济的美好时光——生产的东西不愁卖，就怕你产能不足。全中国开足马力生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一时期，投资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达到49%，成为第一驱动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遭遇急刹车，庞大的制造能力无处释放，似乎突然间，我们就进入消费品过剩时代。

消费品全面过剩，为电商崛起插上翅膀，自此，多平台比价和常态化大促，成为消费“新常态”，互联网，借此完成了从信息中介向交易中介的蜕变，并顺便揭开金融线上化转型的序幕。

消费者，终于成了企业的“上帝”，得用户者得天下。为争夺消费者，企业用尽浑身解数；在风险资本支持下，创业者尝试各种风口：从消费升级到消费降级，从婴幼市场到银发经济，从社交拼购到直播带货，从现金贷款到场景分期……

很多企业倒下了，剩下的，都在尽力适应这个“过剩”时代。

在“过剩”市场讨生活

过剩市场，是典型的充分竞争市场。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经营，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做不到这两点，必然陷入同质化的红海。破局之路也只有两条，要么拼命压降成本，要么拼命创新实现差异化。

很多微观层面的问题，要用宏观视角寻找答案。从宏观视角看，上述二选一里的两个选择似乎都是“逆势而行”——降成本难，创新也难。

先看成本问题，宏观层面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市场营销费用等都是易升难降。

人力成本不会降。提高劳动者报酬，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消费型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红利，享受过三十年，已经够了。

土地成本很难降。土地供给有限，就那么多，但经济总量翻了几番还一直在增长，怎能指望地价下降。

市场营销费用难降。从短缺市场到过剩市场，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营销推广费用也很难下降。电商崛起后，工厂直达消费者，释放过一波“免差价”红利，但也只是一次性红利，很快大家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再看创新问题，宏观层面从赶超型经济向引领型经济转变，创新难度快速提升。

创新需要研发支持，在会计核算中，研发支出有两个选择：费用化或资本化。若研发失败，则归结为成本费用；只有研发成功，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变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无形资产。

在赶超经济阶段，技术以引进和模仿为主，方向明确，研发创新的成功率高；而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阶段，需要更多原创型技术，无人区里探索，失败率大幅提升。

这个阶段，虽然研发支出大幅提升，但能够资本化的成果却不会多，“一将功成万骨枯”。

既然是二选一，总要选一个。相比在无人区里创新，现实中，多数企业会先尝试降成本。成本项就那么多，一项一项压缩总会有点效果。但实践证明，降成本的结果，往往变成竞相降价，并未有效转化为利润。

以国产智能手机为例，2015年之前，大家都走“性价比”路线。A厂商，营销成本更低；B厂商，供应链成本更低。看似都有盈利空间，可为了做大份额，一家率先降价，迫使另一家跟进降价。结果，除了摊薄利润，谁的份额也没升。

于是，变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都不降价对大家都好，可结果是都会降价，两败俱伤。最终的结果是，行业成本管理越来越先进，行业利润却越来越薄。

原因在于，在消费者眼中，那个时候的国产手机是无差异的过剩消费品，降价是厂商提高甚至维持市场份额的唯一手段。2015年之后，当大家开始追求差异化创新和产品中高端定位时，整个行业才步入良性循环。

站在全球竞争的视角，中国制造业继续追求成本领先的空间已经不大。毕竟，人力成本在不可逆地上升时，通过管理降成本，再努力也比不上把生产线设在东南亚。所以，能做的，其实只有一条路，通过创新推动产品升级，契合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创新求胜

人力、土地、资本都是有限的，只有技术创新是无止境的。给定一个时间段，人力、土地、资本变化缓慢，也只有技术创新才是决定增长的唯一原因。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公布一组数据：

“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年人均收入增速仅为0.05％，1400年翻一番；工业革命之后，人均增速提升至1%，70年翻一番；20世纪提升至2%，35年翻一番。”

从1400年到35年的跨越，靠的是技术进步。林毅夫教授认为，工业革命前后，技术发明方式出现重大变革，从经验型发明变成实验型发明。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的实验次数，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改变的总和，创新密度大幅增加，技术进步指数级提升，推动经济跨越式增长。

所以，创新很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既是一种外部环境供给，比如人才素质、科研环境、专利保护等；也是一种内源性努力，如战略导向、研发投入、人才结构等。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国家层面正着力优化创新环境，如严查学术不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等；企业层面，也终于在持续的经济下行环境下，逐渐抛却“追风口”的浮躁，回归本业、创新求胜。

创新真的很难，我们需要借助困境的助力。组织和人都有惰性和惯性，很多时候，只有危机才是改变的推动力。所以，丘吉尔才说，“不要浪费一次好危机”。

疫情在继续，生活在继续，挑战也在继续。我们能做的，只有更努力。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中信出版社，2016.

2、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个古老的话题，它与人类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很多时候，疾病，不仅仅是疾病。或者说，病因清楚、容易治愈的常见病，还能算单纯的疾病；而那些原因不明、无法治愈的疾病，则不仅仅是疾病，它们有各种“隐喻”。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其神秘莫测，我们把各种疑难杂症视为“天罚”，是上天降罪人世间的工具。随着科学进步、医学昌明，“天罚”论慢慢失去市场，但附着其上的种种解读从未散去。

疾病的“隐喻”

在各国文化传统里，疾病，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尤其是疑难杂症，生病本身似乎就是“堕落”的证据。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美国评论家同时也是癌症患者的苏珊·桑塔格曾总结道：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等，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人们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在苏珊·桑塔格看来，那些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的事物。

如梅毒，被视为羞耻的、粗俗的疾病；结核病（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被解读为一种偏执，要么是情感过于强烈，要么是意志力薄弱、自暴自弃；癌症，因其无中生有、畸形扩散等特征，成为自我压抑或无节制生活的代名词；而艾滋病，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被视为对放纵的惩罚。

疾病一旦被打上耻辱的印记，就会殃及患者本人。疾病附带的恶名会加剧患者的痛苦，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痛苦源。一如尼采所说，

“想一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呐！”

患病，通常可被理解为一种受难，但令人恐惧的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还让人丢脸。以艾滋病为例，就早期很多病例而言，患者恰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又恰恰不被主流社会认可。于是，在大众眼里，通过某种性实践感染艾滋病，变成了一种咎由自取。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独地患病。同为恶疾，当某人被诊断为患癌症时，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隐瞒结果；当被诊断为艾滋病时，患者本人通常向家人隐瞒结果。前者，因关心而逃避；后者，则因逃避而愈发孤独。

也有些疾病，一度存在被美化的倾向，比如结核病。

历史上，很多文艺名人都是结核病患者，如肖邦、契诃夫、卡夫卡、爱默生、梭罗、雪莱、济慈，以至于人们把结核病与文学创造力联系在一起，赋予结核病一种浪漫气质。

作为病友，雪莱曾如此劝诫济慈，“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19世纪末，西方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把当时文学艺术的衰退，归结为结核病的逐渐消失。

事实上，无论丑化还是美化，都源于不把疾病当疾病，赋予其不该赋予的内涵。

我们为何会生病？

正确认识疾病，需要破除疾病的隐喻；要破除各种隐喻，首要是消除疾病的神秘感。

以癌症为例，因其多因属性——致癌物、基因、免疫力、情绪、心理等——被赋予最广泛的隐喻。一种常见的解读是，压抑是癌症源头，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反过来，癌症患者也容易被贴上自我压抑的标签，成为他们新的痛苦源。

真相或许是，就像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我们还没找到导致细胞癌变的那个唯一致病源，才会有这么多“医学假说”，这些“医学假说”，又为各种疾病隐喻提供了发酵土壤和想象空间。

好在，虽然具体到单个疾病的病因，还需依赖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但整体而言，关于人类为何会得病，我们已慢慢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

诠释疾病机理，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在进化论者看来，至少四方面原因让人类不得不与疾病长期共存。

一是人类进化速度赶不上环境变化速度，不协调、不适应成为病因。比如说，当食物供给不再稀缺，人类在长期饥饿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味觉偏好和饮食本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深受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文明病”之苦；当生活节奏变快、竞争压力变大，在石器时代只有遇到野兽时才会产生的焦虑情绪，变成家常便饭，情绪过载，成为各种心理问题的源泉。

在科技加持下，我们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可我们的身体结构同几千年前并无二致，于是，新型疾病不断出现，心理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二是人体构造本质上就是进化妥协的产物，妥协意味着不完美。比如，大脑容量增加让我们更聪明，却以颞部肌肉缩小、脑部更易受伤为代价；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却也让我们更容易腰酸背痛；我们的骨骼结构，需要在健壮与灵活性之间做平衡；我们的胃酸浓度，则要在杀菌消毒能力和胃溃疡发病率之间做选择；……

人体并不完美，妥协无处不在，一旦过载过量，总会产生问题。

三是自然选择只关心基因传承，不在乎个体死亡。在《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看来，一切动物（包括人类）都是基因自我复制的容器，

“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我们称它们为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人类的基因通过生育完成代际传递，自然选择也只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以生育期为界限，使幼儿致病的基因无法传续，使青年致病的基因只有少量后代，老年致病的基因则能永续传递下去。所以，生育期之后，各种有害基因陆续发挥作用。衰老，如期而至；病痛，如影随形。

说到底，自然选择只关心在生育期内完成基因传承，生物体自身是否长寿并不重要。

四是微生物入侵，“物竞天择”视角下的生存竞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类虽已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却仍是大自然生态链内的一环。在肉眼可见的宏观世界，我们已少遇威胁，可面对种类更为庞大的微生物世界，生存竞争才刚刚开始。

除非我们能消灭所有致病微生物（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根治各种因微生物入侵导致的疾病。

从文明进步看，人类的确很强大；可作为生物体，我们又真的很脆弱。

正确看待疾病

19世纪之前，医学很大程度上仍与巫术无疑；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一度让我们产生了可以战胜一切疾病的幻觉：

X线、CT、超声等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疾病检查精准度；麻醉、抗生素、血库与输液的应用，助力外科手术步入黄金时代；基因测序技术，更是让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生命的密码，甚至可以向衰老发起挑战。

但事实证明，新的进步总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疑难杂症更是层出不穷：

结核病、天花的问题解决了，艾滋病、癌症成为新的难题；

抗生素曾是对付致病微生物的金丹妙药，抗药性病菌很快成为新的难题；

越来越多的生理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越来越多的精神性疾病让人束手无策；

……

其实，出现新的疑难杂症并不可怕，这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疑难杂症：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总会映射到疾病之上，把一个个自然或物理问题，变成道德或精神问题。

疾病只是疾病，不存在任何启示，不应也不必附带任何隐喻。

美国医生特鲁多（1848-1915年）的墓碑上刻着一句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面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或许，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小微企业受困肺炎疫情，政府送出政策“大礼包”

春节假期结束了，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陆续显现出来。延期开工放在一边，隔离导致商业效率低下也暂且不谈，肺炎来袭首先拖累大消费行业：消费者“圈”在家中，消费需求从“吃穿住行玩”简化为“吃”（还是在家吃）。受此影响，小微企业首当其冲：

一些企业，收入下滑，面对租金、利息、工资等固定支出，遭遇现金流之困，直面破产危局；

一些企业开始谨慎决策，投资放缓、项目延期、减支自救；

还有些企业，不得不进入“冬眠”模式，经营活动全面暂停。

2019年，GDP增长的57.8%来自最终消费，31.2%来自投资，消费低迷、投资放缓，影响深远。2月3日开市第一天，上证指数大跌近8个点，不全是恐慌情绪。

好在，扶持政策很快跟进了。

中央部委：金融支持首当其冲

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共涵盖五部分，30余项措施。

在扶持实体经济方面，主要包括信贷支持，资本市场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行业和企业定向扶持三个方面。相关优惠措施梳理如下：

（1）信贷支持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围绕内部资源配置、激励考核安排等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保持贷款增速，切实落实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要求。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

切实保障公众征信相关权益，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感染新型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期一年，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2）资本市场支持

提高债券发行等服务效率。优化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工作流程，鼓励金融机构线上提交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发行申报材料，远程办理备案、注册等，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灵活妥善调整企业信息披露等监管事项。受疫情影响，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报或2020年第一季度季报有困难的，或者难以按期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的，可以申请延期。

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

（3）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行业和企业定向扶持

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

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减半收取再担保费。

提高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的效率。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领域和地区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要建立、启动快速审批通道，简化业务流程，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减免疫情严重地区公司上市等部分费用。此外，对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以及疫情较重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的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建立注册发行“绿色通道”，降低服务收费标准，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在联合发文基础上，财政部还单独下发通知，进一步强调要加大对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的创业担保贷款的财政贴息支持力度，优化受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2月3日，央行出手，1.2万亿的逆回购如约而至，切实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保障。

这些，还只是起点。

地方政府：配套措施跟进

中央层面政策发布后，苏州、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配套措施。

2月2日，苏州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以下简称“苏惠十条”）；2月3日，上海公布减轻企业负担四项措施，同日，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以下简称“京19条”）。

三地打出第一枪，相信各地扶持政策很快就到。下面，简要对三地政策进行梳理。

（1）苏惠十条

 “苏惠十条”率先发布，不仅赢得企业主和网友点赞，也得到商务部的点名表扬。详细来看，政策从“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减轻企业负担”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部署。

金融支持方面，突出“扶”。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融资成本降低，以及发挥政策性银行“国家队”作用。各项政策以鼓励和倡议为主，确保金融系统不因此出现大的风险。

稳定职工队伍方面，突出“稳”。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实行失业保险返还政策；对因疫情影响的困难企业，视情况缓缴社会保险费。

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突出“减”。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和税费，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负担。允许延期交纳税款，熨平疫情短期影响。最后，以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的方式，扶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2）上海“四条”

上海发布减轻企业负担的四项举措中，并不单独针对中小企业，受众范围更广。

与苏州一样，上海也在缓缴社保、失业保险返还上做出了规定。同时，上海还宣布推迟社保缴费基数调整，预计可减轻社保缴费负担101亿元。

此外，还将通过减费、延缓缴费、增加补贴等方式，全方位扶持企业渡过难关。如对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可按实际培训费用享受95%的补贴。

（3）京19条

与苏州、上海相比，北京的扶持政策更加全面细致，不仅给政策、给资金，还着重强调政府服务和保障功能。

具体来讲，“京19条”从“优化审批、加大资金支持、做好企业服务、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加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五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在优化审批服务方面，针对防控疫情物资的生产、采购、进口、资金拨付汇划、外汇办理等环节，开启绿色通道，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

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方面，借助央行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的信贷支持；建立专项资金池，保障疫情防控物资到位，并特别强调为肺炎确诊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医疗费用保障。

在企业服务方面，除失业保险返还、缓缴社保外，以补贴和贴息的方式，鼓励生产疫情所需物资的企业提质增效；引导商场、市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减免租金，切实解决中小企业的经营难题。

同时，北京市政府还强调了科技创新对疫情防控支撑作用，对于防疫药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企业，给予应急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和税收优惠的政策。并提出要鼓励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共享、互动互用，完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线医生咨询平台”，支持医疗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及产品示范。

最后，在加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方面，“京19条”对返京人员管理、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政务服务等方面，也作出详尽部署规定。

结语与展望

细看各项扶持政策，出台及时、覆盖面广，已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积极施策。但坦白讲，这套政策组合拳，能改善小微企业经营困境，还不能把它们拉出困境。

此次疫情之于中小企业，核心冲击来自市场端的需求萎缩，再叠加疫情导致的产业链效率下滑，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多方受阻，层层传导、环环相扣，织成一条巨大的网，让企业陷入其中、挣扎乏力。

现阶段，各项扶持政策侧重于税费减免和金融支持，属于“减支”而非“增收”，自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各地出台扶持政策，意义不限于扶持本身，更重要地是释放一个信号，即抗击肺炎疫情是全社会的事情，疫情产生的损失直接作用于企业，但全社会都在寻找可行的方式进行损失共担。

就近几日情况看，各方都已行动起来。

作用于抗疫一线：口罩等防疫物资企业加班加点、医务人员节假日无休、全社会组织捐款捐物、防疫物资开通绿色通道、政府表态疫情过后收储富余产量、保险公司捐赠专属保险保障、社区“隔离”防疫、延期开学/开工、媒体开通疫情专区……

作用于企业纾困：金融资源定向扶持、清结算费用减免、央行向市场“放水”、交易所减免上市年费、放宽财报披露时限；业主减免铺租、返还失业保险、增加专项补贴、集中税费减免；……

作用于民生保障：超市菜场不闭店、严打乱发“疫情财”、政府储备调节市场、物流快递不断、交通出行不断、退订退票免收费、错峰出行&在家办公……

相比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物质基础、资源调配均显著增强，只要全社会“团结互助、损失共担”，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疫情终将过去，下跌也会过去，但这段时光，值得我们铭记。

文化中国谈：从“仁孝治天下”到“科技强国”

关于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有本经典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年代。在那个大变局时代，中西文化激荡冲突。国弱则势弱，西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撑，代表着进步，一贯而入，所向披靡；中国文化则像古董，看着好玩，在国际竞争中全不实用，步步后退，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有识之士愈发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与制度，可东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导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于是便有了“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的呼声。

可是，究竟何为东方化？何为西方化？二者又有何本质差异？不对这些问题做个彻底探究，要改造文化谈何容易。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梁漱溟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先生事后多有悔恼之语，认为书中观点多有偏颇错误之处，并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不过，对书中核心论点，梁先生又极其自信，自言“百世以俟，不易吾言”，并补充道：

“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欠，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东西文化，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中国的很多事物，都是师徒心传的手艺（特指封建时代的中国，下同，作者注），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所以“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而西方则靠科学，“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把一切分门别类，衍生出细分的学科和学问。

以看病为例，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中医的高手，水平全在开单用药，病灶病因与药品温凉，凭主观判断，十个医生十个药方，可以十分悬殊。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求新，事事日新月异；中国文化尚古，几千年不见进步。因为“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

在中国，“既无学术可以准据，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案子也审得，财政也理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一件事；在西方，则决然不同。这就显出了19世纪之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

人治之下，自然有尊卑高下，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别，且“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是皇帝的臣民，在亲子之间是父母的儿女，是父母所有的东西。

“他父亲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是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

此便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方法治之下，人人“治人”，人人也“治于人”，去尊卑而得平等。“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于是便有了“个性的伸展”。个性伸展必然辅以社会组织发达，否则各行其是，没有协调，是走不通的。个性与社会性，互为扶持，缺一不可，所以西方的社团群体也很发达。

因社会性发达，西方注重社会公德，讲究公私分明；中国则讲五伦私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顾法律，公私不分明。

上面略讲中西文化差异，但差异因何而生呢？同时代的学者多讲“地理决定论”，即：

“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勤劳为活，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征服自然；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梁漱溟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倒要从容一点才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而不能产生“科学”。所以，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推崇，与“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无根本关系。

梁先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根源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

面对问题时，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对应来看，西方文化，是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与自然融合的路子；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出世的路子。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西方无疑走的是第三条路，寻求在天国得救，但文艺复兴重新让西方走向第一条路。关于这种转变，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曾评论道：

“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酿成十六世纪的‘大改革’，十八世纪的‘大光明’，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作者蒋百里先生也曾评论道，“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足可见，摆脱了教会的辖制，西方文化才终于走上了“向前要求”之路，开辟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时代。

就中国而言，在走第二条路，如梁先生所言：

“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讲《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无论如何不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虽然不一定像这样说词，而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确是如此，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

在这种文化思想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

至于印度，则是第三条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出世）的”。

由于西方国势强盛，所以一般人看来，西方文化的第一条路是高级的，而印度第三条路则是落后的。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1920年代，作者注）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

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非落后于西方文化，只是提前跳过了第一阶段罢了。如印度文化，因先天条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条路：

“大约印度当时因天然赐予之厚，生活差不多不成问题，他们享有温热的天气，沃腴的土地，丰富的雨量，果树满山，谷类遍地，不要怎样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且天气过热也不宜于操作；因此饱足之余，就要来问那较高的问题了。”

当然，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条路，与其种姓制度也有关系。“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

就中西文化而言，梁先生也是认定为讲究“调和”的中国文化更胜一些。在他看来，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因为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正所谓：

“无论什么人——自低等至高等地位——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低降，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去走所计算得那条路。他不敢高狂，不敢狷介，不敢慷慨多情乃并不敢恋爱；总之不敢凭着直觉而动。……其苦恼还不在抑制统御，而在抑制统御之后所生烦闷、倦疲、人生空虚之感。这才是大苦恼，人当此际简直会要溃裂横决！断不会容他长久如此。”

所以，尽管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但终归，人类社会要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进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这个时候，人类不再能承受“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也不能容忍“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的状态，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变。

于是，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但是，复兴是未来的事，当下阶段却要补课，即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着力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

我们处于第一个问题之下的世界（物质不满足时代），却直接走上第二条路（精神层面），一旦与世界接轨，必然是节节失败。

站在1920年代的时间节点，梁先生得出结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科学精神的发展、追求个性之伸展，仍是复兴传统文化之前所必经之阶段。

以上，仅仅粗略概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点，更多精彩观点，建议大家去看看原书。本书虽成于1920年代，但文化演变何其缓慢，时至今日，书中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环境与社会，仍有诸多启发裨益。

经典，向来是不过时的。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处在补课的第一阶段——追求创新、奋勇向前。这个阶段侧重于物质进步，难免对精神层面照看不足，但世间本就没有两全之事，跨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个阶段。

就每个人而言，倒不妨多接触传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与注重物质进步的大环境做个调和。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

春节红包大战：为了几块钱，我们为何乐此不疲？

春节红包大战持续多年，有人兴趣寥寥，甚至多有厌烦；却有更多人乐此不疲，活力满满。

“折腾半个月，收入2块钱”。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单位时间人力成本看，这些设计繁杂的红包活动，收益远低于时间成本。其实，根本不必算账，这是明摆着的事。问题是，我们人类的活动行为，利益算计哪能框得住。

当我们成为“群体人”

那些从未参与过春节红包活动的人，对于红包大战多表现出明显不屑，我随机访谈了几位朋友，这是他们的评论：

“无聊，又开始了”“浪费眼睛，中的钱不够买眼药水”“中国人嘛，就喜欢凑个热闹，即使被消费了，也乐此不彼”“不知道究竟有啥用，能换回家的火车票吗？”……

那些正在参与红包活动的人，则是另一个视角：

“昨天加班，扫了一个敬业，我都感动了”“最终发红包的时候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互动、比较，很开心啊”“我们是为了钱么？！你不理解那种乐趣！特别有过年的氛围！”“我不管，反正大家都在玩，我也要玩” ……

区别出来了，没参加活动的人，谈的是利弊得失；参加活动的人，讲的是情感、氛围和乐趣。前者是个体视角，后者是群体视角。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曾在《乌合之众》一书评价个体与群体的不同，“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简单说，个体讲利益，群体谈情感。

在庞勒看来，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赴死犯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人们——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

当我们参与红包活动，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经由社交玩法彼此连接成一个群体，这个时候，“我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群体心理”。

群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情感用事”，理性退居幕后。作为一项群体活动，最终红包奖励的多与少不再重要。我们看中的，是参与其中，成为群体的一员，“反正我不管，大家都在玩，我也不能落后”；以及在群体活动中实现的情感满足，如互动产生的被需要感、馈赠带来的自我形象优化等。

就像十年前开心网上兴起的偷菜游戏，有人半夜三点起床偷菜、抢车位，有人因上班时间偷菜被开除，甚至有人因痴迷而到真实农场中偷菜被刑拘……，游戏的火爆让“偷菜”一词成功入选“2009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十大关键词”。

人们乐此不疲地偷菜，甚至不惜付出一些代价，究竟为了什么？是金钱吗？根本就没有金钱。人们看中的，是游戏本身带来的参与其中和群体互动。

群体的魔力

问题来了，群体为何有此魔力呢？心理学家尝试给出了各种解释。

（1）群体极化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参考群体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心理、行为、能力和生活状况，我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通过模仿和从众让自己更加适应群体“主流价值导向”。

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社会比较心理，通常促使个体极端化自己的观点和行为，以便展示更加理想、更加符合群体价值导向的自己。从结果上看，群体决策会比个体决策极端地多——要么极端保守，要么极端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作“群体极化”。

在“群体极化”效应下，利弊算计通常被弱化，诸如尊严、自我牺牲、信仰、对荣誉的爱、民族自豪感等，在群体中被放大，成为影响群体决策的主导因素。

如庞勒发现，相比对证据的重视，陪审团成员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慈悲心，“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只要装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打动陪审团的慈悲心肠”。相比逻辑严谨的同行，善打感情牌的律师更容易取得辩护的胜利。

启示在于，主打感情牌、凸显群体主流价值（70后、80后、90后各个不同）、为用户提供凸显这种价值的便捷操作，才更容易产生社交裂变效应，在众多红包活动中脱颖而出。

（2）自我说服

当行动与认知不一致时，为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焦虑和压力，人们通常会改变认知，把行动合理化，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自我说服”现象。

这种心理在群体中得到强化。对于群体行为，没人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会在群体中产生一致性幻觉，即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赞成这种行为。个体感受到这种“群体一致性”的压力，除了不发表反对意见外，通常会发自内心地改变自己的看法，把群体行为合理化。

所以，群体行为通常会自我强化，参与的人越多，越会受到更多地人真心拥护。在圈外人看来，通常意味着群体抱团、顽固和难以说服。

圈外人和人，一个说理，一个谈情，不在一个频道上，鸡同鸭讲，自然沟通无效。

（3）从众与众从

在群体活动中，“从众”和“众从”相继发生作用，让群体活动像滚一般，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从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吸引，越多的人参与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电梯里有三个人，你和你的朋友走进电梯后随即转身背对电梯门，第三个陌生人虽然不知所以，大概率也会转过身去。这就是从众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和多数人保持一致。

众从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吸引。心理学家发现，如果少数人是一致的、坚定的、有影响力的（如明星、专家、KOL等），他们就很容易影响和改变多数人的行为。

从众和众从交叠作用，让群体活动变得可引导、可调控。

“理性”的局限

群体的魔力，让利弊退后、情感向前，站在利弊角度无法理解的问题，换成情感视角，也就不难理解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了几块钱，用户为何对红包活动乐此不疲呢？因为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理性推理的范畴。

我们自小接受逻辑教育，分析问题时，无时不拿着“利害得失”的标尺衡量一切。可很多时候，理性推理是无力的。

抽象的判断、整体的评估，基于理性推理通常靠谱；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判断往往不能胜任。“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情感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正如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这条假设，虽是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基石，经济学家借此得到一系列完美简洁的模型；却也被广为诟病，因为一旦用于实践，这条假设常常碰壁。

比如说，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刷卡消费和现金支付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可实际上，相比现金支付，刷卡消费时，我们倾向于购买高价商品，花费更多。蒂姆·哈福德在《卧底经济学》中便对“理性人”做了辛辣的挖苦，

“‘理性人’只知道自私与贪婪，对人类的真挚感情如爱情、友谊、博爱，甚至嫉妒、憎恨、生气等一窍不通。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从不犯错，且拥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他随时能够进行极其复杂的金融计算而不出差错。……‘理性人’人吃饭时点甜品，从不后悔，他已经准确无误地衡量了那味觉上瞬间的满足感与可能增加的腰围的利害关系”。

人类行为是理性、直觉、情绪的综合体，仅分析理性自然误入歧途，在群体中，还涉及到个体心理到群体心理的转变，情况更加复杂，理性的局限性更加凸显。

庞勒曾评论道，“在同人类作为文明动力的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

多年以来，在大大小小的春节红包活动中，很多活动采用个体视角，只进行利益测算，把红包当作“撒钱”，追求比竞对多撒几毛钱，钱撒出去，却没有效果，最终昙花一现；也有一些活动，成功契合了群体思维，注重情感层面的深层需求，把钱用在刀刃上，得以历久不衰。

当然，也不是要排斥理性的作用。直觉、情感、情绪，在解释具体现象时有力，却无法衡量，很难用于系统决策，理性推理虽有局限性，却也几乎是“退而求其次”的唯一选择。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迈尔森曾评论道，

“虽然有限理性更符合现实，但以此构造理论的努力目前并不成功。非理性假设可以描述许多现象，但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有分析能力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市场上，在众多可选择的假设中，理性人假设仍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假设。”

言外之意，在诠释现实世界时，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有限理性出发，剖析行为背后的心理、情绪因素；在理论世界的推演中，我们仍将不得不倚重理性人假设。

与钱无关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大多数事，都与钱无关。

在春节红包活动中，也许用户刚开始是为了钱，但随着参与人数增多，小众活动升级为群体活动，金钱的重要性会快速衰减。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随着物质从稀缺走向过剩，情感的重要性也在日趋上升。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把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

传统导向的社会，人口少、变动慢，人们活在传统中；内在导向的社会，人口迅速增长，个人主义倾向崛起，但大家仍忠于传统；他人导向的社会，人口增长停滞，生活富裕，城市化提高，“物质环境不再是问题，他人成了问题”，人们追求“被喜爱”，最重要的目标变成“与他人相处”。

按照理斯曼的划分，我们当前正处于“他人导向”的前期，人们情感需求空前旺盛，渴求“被喜爱”。“与他人相处”，正成为新的问题，这里面，蕴藏着大机遇。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 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桑迪·曼恩[英]，《心理学的世界（全彩）》，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2020年，“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分别看一下。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53元债务对应100元GDP，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

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2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既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不得不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下面在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多在40%-50%之间，他们收入低、负债高，偿债现金流紧张，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不过，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只要拉长期限，债务问题不难化解。举例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两年后，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调控政策要稳，稳住存量、控制增量，几年以后，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只要是内债，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想一想上世纪末，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以时间换空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成长为金融巨头。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既便问题严重，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2020年，监管仍会趋紧，但不体现在总量上，体现在结构上：鼓励持牌机构发展，弱化非持牌机构；提高低息贷款占比，降低高息贷款占比；降低现金贷占比，鼓励消费贷款促消费，让每一分杠杆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造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个负面舆情，就毁了一个拳头产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2018年.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王国刚，《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瑞·达利欧[美]，《债务危机》，中信出版社，2019.

寒冬里生存：超越恐惧，跨越周期

“这破地真忙，年底评优没有A真不干了，没钱没职位的”，前几日，一个朋友向我诉苦。他身在国企，这两年越来越忙，常能听到他的抱怨。这一次，处长要求他周末加班，引得他大发牢骚。我照常宽慰他，“体制内”是香饽饽，不知多少人羡慕和怀念。他没有反驳，因为事实确是如此。

2019年，国考空前火爆，考试人数是录取人数的64倍，创近年新高，较2016年几近翻倍。寒冬来了，自由市场和创业激情被抛掷一边，很多人开始怀念体制内的安稳。

市场变了

乐观与悲观，像跷跷板的两端，我们总是从这一端，直接滑到另一端。

2019年，互联网领域哀鸿一片。那些曾经让人尖叫的商业模式和创业项目，被市场追着要营收，终于向现实低头，降补贴、减成本、提价格，从增长模式转向活命模式。

不是创业者变了，是市场变了，这种改变，在资本市场最为明显。

据一个资深股民朋友和我讲，他周围不少信奉“板块轮动”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在2019年都没赚到钱。他们看到白马股2018年涨势喜人，2019年便去布局小盘股，结果，小盘股的行情却迟迟没有来。

2019是典型的指数牛市，沪深300指数上涨36%，跑赢71%的个股；2019也是典型的绩优股牛市，贵州茅台等优质白马股继续攀升，业绩乏力的小盘股却跌跌不休——超过四分之一的股票下跌，近30只股票接近腰斩。

对风险的厌恶、对盈利的渴求，在A股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浑然忘了，乐视网和暴风的奇迹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

不仅A股市场如此，市场情绪轮动各国皆然。

1995-2000年，美国股市迎来一轮互联网概念驱动的牛市。以行业龙头雅虎为例，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股价飙升了18000倍，市盈率接近6000倍，投资者沉浸在雅虎公司无与伦比的增长潜力中。

但短短几个月后，互联网股票便惨遭屠杀，雅虎股价一度跌去97%。期间，雅虎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但华尔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受追捧的互联网概念股遭遇重创，被嫌弃的绩优价值股又成了香饽饽。

在《逆向投资策略》一书中，作者大卫•德雷曼写道：

“随着1929年大股灾和持续了15年之久的大萧条，人们涌向利率几乎为零的政府债券。经受了市场的惩罚之后，投资者的所求唯有避险，不论收益有多低，正如人们在2007～2008年股灾以及2011年8月份又冲进利率几乎为零的政府债券以寻求安全一样。”

经历过风险洗礼，人们变得厌恶风险，这是人性使然。同样的，被各种新概念割过韭菜，2019年，国内“割韭菜”行为便引起了公愤：

比如，爆雷不断的P2P行业被强力清退，炒鞋盲盒刚一冒头便迎来各方讨伐，空气币借势区块链炒作被强力掐灭。曾经发币（被市场默认为割韭菜）的孙宇晨，拿出“祖传100万”在微博上撒钱，打着自我洗白的算盘，却也轻易砸了自己的脚。

大众心态，开始厌恶套路和花样，顺应这种心态，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也愈发严厉起来：互金领域的大数据乱象迎来铁腕整治，高利贷和超利贷平台也被连根拔起。强监管下，行业里的明星企业，接二连三让人大跌眼镜，“它们竟然也有问题”，进一步影响大众情绪。

市场，变了。

大众心理

从一端滑到另一端，往往矫枉过正。

任何一个泡沫的兴起，开始时，基石是坚实的，逻辑也站得住脚，但慢慢地，热度变成了狂热，风口变成了泡沫，“集体非理性”诞生了；泡沫破灭后，狂热散去，一地鸡毛，又滑向另一个极端。

在1896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如是描述“集体非理性”的形成过程：

 “大众想象出一个景象，而这个景象很快召唤出一系列其他的、与第一个景象无逻辑关联的景象，人群将景象所唤起的想法当成事实，尽管它们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相距甚远……人群只能接受这个景象中的想法，只能被这个景象所影响。”

现代行为金融学家给出了更细致的解读。

（1）代表性偏差

第一个，便是代表性偏差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常常使用经验推断法——即锚定已发生的某个类似事件——进行判断和预测，忽视真实环境的不同，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预判未来时，人们常把新近发生的事作为锚定对象。据芝加哥大学罗杰•伊博森和雷克斯•辛克菲尔德的研究，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美股平均年回报率为9.9%（含股票增值和分红）。

可在1927-1928年或1995-1999年（牛市环境）的美国投资者看来，30%的年回报率才是常态；而在熊市的岁月里，投资者又会觉得股市投资很不划算，大幅亏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过去一年股市很好，所以便认为股市投资会一直好下去；若过去一年行情很差，又会认为股市投资是坑人的买卖。

在代表性偏差下，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可站在长期视角，乐观与悲观，又都滑稽地没有道理。

（2）确认性偏差

还有一个理论，叫确认性偏差。即当人们对某一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只会吸收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自然过滤掉其他部分，就产生了所谓的“偏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认为，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是“偏见”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西蒙看来，

“人类生活在一个每秒钟传递上百万比特的新信息的环境之中，但很显然我们的感知系统每秒只能处理1000比特左右的信息，可能还会更少。我们只能清醒地对很小一部分信息做出反应。”

于是，面对无处不在的信息轰炸，人们只关注自己关心的内容，捕获能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不断强化已有认知，对相反的现象视而不见。

比如说，在寒冬论的笼罩下，人们自发地去吸收诸如裁员、倒闭、下行等负面信息，越来越悲观，丧失了行动力。

我们感受到的“好”或“差”，只是因为我们只愿看到“好”或“差”。换言之，我们戴着有色眼镜，自己做了一个茧房把自己包裹起来（信息茧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真相却是，从来没有绝对的乐观和悲观：强劲的经济增长为经济放缓埋下伏笔，而寒冬降临恰恰是下一个炎热夏天的起点。

周期变化

周期轮转，一直在那里。

以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我们仍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持续下行（2011年还在讨论保8，2020年已在讨论保6）、产业结构需优化升级、前期刺激产生的高杠杆需要压降（2009年的四万亿以及2012-2015年的影子银行）。

面对“三期叠加”，中央于2015年开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方，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这种大环境下，各行各业自然是痛苦的。

去杠杆的过程，违约事件频发，一方负债对应另一方资产，负债违约的背后对应着大批财富的消失。如瑞·达里奥所言，

“去杠杆化进程基本上就是，人们发现自己所谓的财富其实大部分不过是他人的付款承诺，一旦对方不遵守承诺，自己的财富就不复存在了。”

于是，去杠杆形成不良资产，必然导致防风险压力大增，防风险的抓手便是强监管。2016-2018年，第三方支付、资管理财、P2P、众筹融资等领域率先迎来强监管。

去杠杆是结构性的，为确保对公企业稳步去杠杆，便默许居民部门持续加杠杆，以期达到某种均衡。于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中，消费贷款迎来风口，银行加速零售转型，以消费贷款业务为主的互金机构也迎来大发展。

但终究不能忘记，整体趋势是去杠杆。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升，2019年，针对消费贷款的监管压力也不断升温。

强监管以“合规经营”为着力点，刺破了行业无序发展的泡沫，加速行业分化。以2019年为例，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依旧保持高速增长，盈利能力有望再创新高；而大量的小贷公司、非持牌机构、P2P等则迎来强力整顿。

在此过程中，一直为非持牌机构提供支持、也靠非持牌机构输血的大数据公司、催收公司也自然不能幸免。

在一个个P2P平台清退过程中，在一个个大数据公司被查过程中，在一个个小贷公司被“合规”捆住手脚的过程中，代表性偏差与确认性偏差叠加作用，成功地把当下的趋势投射到未来，让人们误以为，近期的趋势会成为新的永久趋势，寒冬论喧腾而至。

但是，我们始终要记得，这只是正常的周期变化罢了——好日子会过去，坏日子也会过去。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是注定无法持久存在的阶段性情绪。

跨越周期

本质上，增长只来自于两个维度：一是随着市场蛋糕扩大自然增长，属于风口里的顺势增长，不费力气；二是在固有市场空间里提高相对竞争力，蚕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在行业分化中增长。

行业上行期，吃的就是市场红利，蛋糕越来越大，傻子都能赚钱，且往往胆子越大、赚钱能力越强，劣币驱逐良币；行业下行期，市场蛋糕不再增长，彼此真刀真枪竞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活下去，良币驱逐劣币。

大潮褪去，裸泳者现。风口期产生的泡沫，需要在下行期消化，挤泡沫的过程，伴随着企业关闭、投资惨淡、降薪减员，勾勒出一幅“寒冬”的景象。

但泡沫破灭时，并非所有泡沫里崛起的企业都会倒闭。一些企业在风口里长出了“翅膀”，培养出核心竞争力，便具备了跨越周期的能力。

行业周期，循环不息。周期循环里，一直都有跨越周期的东西。

职场多歧路，给你几个忠告

前几日，知乎上有位朋友私信问我offer选择问题。他是2020年的应届毕业生，拿到两个银行offer：一个是国有大行职能类管培，base北京，基层锻炼1年通过双选会（定岗时用人部门与员工双向选择，可理解为一次内部招聘）回总行；一个是头部股份制银行公司金融类管培，base深圳，基层锻炼2年回总行，同样要参加双选会。

就这两份工作来看，工资略有差异，但不悬殊；工作地点都是一线城市；国有大行胜在平台大，股份制行胜在业务岗，各有千秋。

第一份工作，是职业生涯的起点，至关重要。但决定offer选择的因素太多，手握几个offer，该怎么选呢？漫漫职场路，坎坷难免、岔路不断，要跑好这场马拉松，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这篇文章，我们聊聊这些。

初入职场，积累三大“燃料”

似水年华，倏忽而过，从初入职场到中年危机，不过一眨眼的功夫。挑选第一份工作，工资重要，积累工作技能更重要。所谓“白天严格遵循计划，才能给夜晚带来开放的选择”，求解职场35岁难题，答案在35岁之前。

在《远见：如何规划职业生涯3大阶段》一书中，赖恩•费瑟斯通豪将职场中需要积累的工作技能分为三类：可迁移技能、有意义的经验和持久的关系，他称之为“职场燃料”。

（1）可迁移技能

主要指一些可以跨平台迁移的基础能力。大家在简历中写的“教育经历” “计算机证书”“英语六级”“熟练使用office软件”“通过CPA考试”等硬技能都有可迁移性，在学校习得，适合做求职敲门砖。

入职以后，还要培养一些“软技能”，如“学习能力”“公文能力”“基本的情商”“团队协作”“高效沟通”等等。

工作前几年，应着重培养可迁移技能，尤其要注意弥补短板；但工作几年后，要及时转变重心，专注积累“有意义的经验”，找到并培养长板，职场是个讲究团队协作的世界。

（2）有意义的经验

在书中，赖恩•费瑟斯通豪建议大家多积累诸如个人旅行、海外工作经验、创业经历、社区志愿者、公开演讲等有意义的经验。

的确有意义，不过这些在中国职场不常见，可能也不适用。我们的节奏太快了，更喜欢直奔主题——培养具有成长性和壁垒性的专业技能。

这些技能通常与特定岗位绑定，如营销推广、风险评估、项目管理、产品运营、研发设计、内容写作等，强调专业性，追求不可替代性。这样，未来某一天，你既不会轻易从新人和实习生那里感受到压力，更不必担心被机器替代。

（3）持久的关系

在国内的语境中，我们更喜欢讲人脉圈子或社交货币。这两个词都是成功学的宠儿，充满了一股激素和大力丸的味道。其实，也不必排斥，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要自己努力，也离不开师友同事的帮助提点，有能力后，也会帮助别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沉淀出持久的关系。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称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往外推，一圈一圈，像石子入水后的涟漪，越往外越弱。一条路线是血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孝悌相配；一条路线是师友，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以忠信相配。

现代社会中，还得加一条职业路线，同事、合作伙伴及客户，以协作互信及互利共赢相配。此外，在信息时代，利用社交平台形成行业影响力，于职场关系构建会产生一种杠杆放大效应，事半功倍。

做正确的事，保持专注

积累的职场燃料，要在正确的职业路径上消耗。

什么叫正确的职业路径？战略咨询师巴德·卡德尔把工作分为三类：善于做的、喜欢做的和能赚钱的，所谓“正确”，就存在于三类工作的排列组合中：

（1）如果你喜欢且擅长做某事，却不能以此谋生，那应该学会将技能变现；

（2）如果你擅长某事且可以以之赚钱，但不喜欢它，学会说不；

（3）如果你喜欢做某事且可以以之赚钱，但还不是很擅长，学会把它做好。

要点在于做你喜欢的事，把它做好，把它变成这个世界需要的，以找出赚钱的方法。之后，就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不过，要在专业领域建立壁垒并不容易，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提出过“一万小时定律”，他举例道：

“一旦音乐家拥有足够跻身顶级音乐院校的能力，他们就只能靠努力来与其他同学拉开差距了。事实就是如此。那些最卓越的人不仅比别人努力或勤勉，而且非常勤奋刻苦……成就等于天赋加上练习。练习并不是在熟练之后才做的事情，而是不断练习之后才能变得熟练。”

反过来，为了确保一直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20多岁或30多岁时，我们年轻、充满活力，我们的满足感主要来源于工作之外——如升职加薪，但只要你不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40岁后，各种困扰就会出现。

此时，升职加薪空间越来越小，来自身体、家庭的挑战越来越多，除非真的喜欢，否则不足以支撑你持续投入，于是，你开始走下坡路，遭遇中年危机。

“没有什么精通或力量能离开热情”，做喜欢的事，是做正确的事的前提。

培养几个好习惯

职场漫漫，需以好习惯为伴。

（1）读书

2019年初，我写过一篇《我劝你不要急着读书》的文章，强调读书要有节奏感，反对拿读书营造学习的假象，自我感动、自欺欺人。现在做一下修正：不必追求节奏感，读就是了。

强调读书与实践的节奏感，过于理想主义，读书与实践，一个是“学”，一个是“习”，割裂开就不叫“学习”了。何谓学习？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炼，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反对把知、行分作两件，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工夫，乃有益。若止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诚然如斯。

学习能力，是大自然给人类最好的馈赠。动物不会向别的动物学习，只能通过自身不断试错得到个别的经验；而人类依靠文字，可以实现经验和文化的跨时空传承，站在前人和历史的肩膀上，不断进化。

前人丰硕的成果就在那里，不要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去读书吧，保持底层思维的开放和连接。

（2）付出

在《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思维课》一书中，亚当•格兰特把职场人分为三类：索取者、付出者和互利者。所谓付出者，指付出比得到要多，愿意为他人提供无偿帮助；其反面，就是索取者；介于之间，则是互利者。

格兰特认为，索取者总能在短期内获利，但长期来看，付出者往往走得更高、更远，因为帮助他人能给自己带来养分和新鲜度，提供职业生涯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

听上去有点“好人有好报”的论调，年轻人不信这个，我们换个视角。

自利利他者，为何走得更远呢？在我看来，有利他心的人，支配心要弱一些，不担心暴露自己的弱点会削弱自己的权威，能以开放心态保持进步；索取者，得失心重，也许才华卓著，但通常听不得别人批评，容易在故步自封中落后于时代。

此外，“团队会奖励个人的牺牲”，相比索取者，付出者提出挑战常规的想法时，更容易被团队认可，在这个飞速变动的时代，这一点至关重要。

不过据格兰特观察，职场中，效率最高的是付出者，效率最低的也是付出者。前者秉持自利利他原则，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行有余力，也愿意帮助他人；后者只是单纯付出，忙于完成别人的托付而忽略了自己的工作，在考核中垫底。

所以，去做一个付出者，但不要做一个不懂拒绝的老好人。

（3）锻炼

美国作家A·J·雅各布斯说，“做出有益决定的关键是尊重未来的自己”。什么叫尊重未来的自己呢？我想，坚持锻炼肯定算一条。

我们的余生在未来度过，请善待今天的自己，给未来留有余地。

避免几个成长误区

“有因必有果”，你在一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在之后的阶段，要么帮助你，要么损害你。培养好习惯固然重要，避免成长误区同样不可或缺。

职场远非尽善尽美之地，管理不善、沟通不畅比比皆是，黑灰色地带更是无法杜绝，很多人会因此沾染一些坏习惯，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1）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职场中存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明明每家企业都青睐于有能力、有潜力的员工，但很多时候，加薪升职等有限的资源被引向了“会哭的孩子”——那些擅长做表面功夫的人。

前些天，一个朋友调侃他们办公室里一年一度的年末大戏开演了。临近年末评优，原来19点就空荡荡的办公室，现在20点都还满满的，一个个都很“戏精”，希望被领导看到自己“勤奋刻苦”的样子，为年底拿A添把柴。

一年一度，说明“临时抱佛脚”的把戏是有用的，老板吃这套，难怪员工爱演戏了。如果你入职的单位不幸就是这种风格，升职加薪全靠领导印象，作为员工，向上沟通的确至关重要，要让领导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千万不能醉心于“向上管理”。

一旦你把重心放在“把表面功夫做好”上，你就不可能真正把事做好。届时，工作作风陷于浮夸和油腻，积重难返，说什么都晚了。

（2）等价交换原则

企业喜欢强调“无私奉献”精神，希望员工主动打扫KPI覆盖不到的角落；员工却信奉“等价交换”原则，拿一分工资出一分力。

如果把工作看成出卖劳动力的交易，等价交换原则没有错，如外卖小哥，跑一单挣一单的钱，无可厚非；但如果认同工作是为自己的简历打工，把自己的成长放在天平一端，天平另一端付出多少才够分量呢？自然是多多益善，这一端付出越大，另一端成长越多。

不时有人抱怨，“付出大于回报，就像穿着黑裤子尿裤子，你感到一阵温暖，但是没人会注意到。”其实，那又怎样呢？把眼光放长一些，小树苗长高2厘米，可能无人注意；一旦长成大树，总会被人看到。

（3）职场“快闪”族

步入职场前几年，要保持开放，也要有耐心。发现新机会是有益的，盲目换工作则是有害的。如果你常有裸辞的冲动，不妨听听《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劝诫：

“遇到问题，你应该首先在公司内部寻找解决的办法，敢于在老板面前表达你的野心。你必须要厘清自己的理想、技能和选择，并完全确定自己对目前状况的推论、假设都是正确的。……除了职位，你更需要考虑的是工作内容和学习曲线。”

谨慎做决定吧。

如果还是打算离开，做好承受压力和承担风险的准备，然后，优雅地离开。人们常说“后会有期”，在职场中，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拥抱不确定性

洋洋洒洒一大篇，其实还要回到起点：挑选第一份工作。工作并无绝对好与坏，但就我而言，还是建议大家拥抱成长空间更大的机会，这种机会，通常意味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关于挑选工作，天使投资人奥朗·霍夫曼给了三个建议，很有启发性：

一是和聪明的人成为同事。找到一家至少有30%的人都比你聪明的公司，因为你通过向周围的人学习而获得的成长速度是最快的。

二是拥抱不确定性。当你有33%～66%的概率失败时，成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要想精进，就得主动站在可能失败的立场上。

三是责任越大，成长越快。寻找愿意提拔年轻人且自身高速增长的公司，在这里，你通常会被付以重任，也更容易获得晋升。

我们恰恰厌恶不确定性。行为经济学家克里斯·格雷夫斯曾评论道，“相比好的一面，人们对风险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美梦很模糊，但噩梦却很清晰”，结果，“我们都不愿意用当前的痛苦，如更辛苦的工作、更低的薪水、更低的声望等去换取未来更丰厚的回报，我们总会低估在未来才能兑换的好处”。

这种“损失厌恶型”心态，会阻碍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为了所谓的眼前安稳而忽略了长期的成长性。很多毕业生在挑offer时，挑来挑去，总会挑最保底、最安稳的那个，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哪有真正的“安稳”。

未来很长，在你长达40年（65岁退休）的职业生涯中，变化层出不穷，你的人生目标也会不断调整。

真正重要的不是管理你的职业生涯，你无法管理它；要管理你的学习曲线，让它变陡峭，时刻保持探索和学习的状态。

此外，“梦想要大，但前进的步子要小”，任何时候都要踏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件事，持续向前。时间，是你唯一的人生货币，用好它。

最后，不要怕迷路，最好的旅途总是发生在迷路时。职场多歧路，祝你一路走好！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布赖恩·费瑟斯通豪[美]，《远见：如何规划职业生涯3大阶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2、亚当·格兰特[美]，《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思维课》，中信出版社，2018.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互联网2020：收费越来越多，免费越来越少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用户付费意愿更强了，还是互联网免费逻辑失灵了？2020年，我们熟悉的“免费”式互联网还能剩下多少？

说来话长。

第一代免费：比特世界，注意力经济崛起

免费，一直是一种有效的商业策略：先通过免费的东西把你吸引过来，再挑选合适的商品卖给你。免费背后，本质是一种交叉补贴：用高毛利产品补贴低毛利产品、用付费产品补贴免费产品，互联网世界早已成为“交叉补贴的大舞台”。

如线下专卖店里，买一送一的黄色价签，总能留住消费者匆忙的脚步，顺便买走非打折品；线上电商平台，数不清的优惠券、秒杀、限时优惠，让人乐在其中，激情购物，也会买走非秒杀商品；支付机构，推出各种支付立减活动，通过理财和贷款完成营收闭环；……

这一类免费是一种营销策略，平台看中的仍是用户兜里的钱，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有一类免费，则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免费成为一种商业模式。

2010年之前的PC互联网时代，免费搜索、免费社交、免费看新闻、免费杀毒、免费收发邮件……，第一代互联网企业正是依靠免费策略崛起，成就了一个时代辉煌。

在这个过程中，免费成为互联网送给用户最好的礼物。不过，互联网的免费也是一种交易，交易的不是货币，是注意力。

1971年，社会学家赫伯特·西蒙曾对互联网世界做出预判：

“在这样一个信息极其丰富的世界，信息的充裕意味着其他某些事物的匮乏：被信息消耗掉的任何事物都处于稀缺之中。信息消耗掉哪些事物是相当明显的：它耗尽了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充裕造成了注意力的缺乏”。

稀缺产生价值，注意力成为互联网世界的隐形货币。用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去吸引用户，然后再用增值服务或其他产品收费，遂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普遍成长规律。

最典型的便是广告业务和粉丝经济。你逛知乎、刷微博、聊时，内容免费开放，平台看中的，不再是你兜里的钱，是你的注意力。在这个链条中，大V生产内容获得粉丝和收益分成，平台负责运营推广和广告招商，广告主才是最后买单人。

在《免费：商业的未来》一书中，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将互联网商业结构分为两层：基础业务层和增值业务层。基础业务免费开放，靠增值业务完成营收闭环。

至此，让免费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营销策略，而是落地为一种商业模式。

第二代免费：双边市场，补贴获客成常态

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崛起，用户7×24小时在线叠加位置信息可获取，促使了线上线下融合的O2O创业潮。团购、移动支付、打车、外卖、共享单车等模式相继兴起，第二代互联网创业潮开启了。

免费思维被继承过来。不过，信息世界里边际成本为零，物理世界没有零成本，除了空气和阳光，自然界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物理世界的产品不可能真正免费。此时，免费思维出现了进化，把成本价销售等同于免费，小米是开拓者。

2011年10月，第一代小米手机发布，高配置叠加低定价（1999元），换来了一机难求的火爆，也开启了国产手机追求性价比的先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硬件免费、软件收费”成为互联网赋能制造业的标准逻辑。

团购的兴起，则意味着贴钱获客成为免费思维的新变种。补贴，成为激进版的免费。相比注意力经济里的免费，O2O领域的补贴更加消耗真金白银，创业公司耗不起，风险资本愈发不可或缺，话语权越来越强，成为一系列风口大战中的幕后推手。

2010年3月，美团上线，团购作为新模式崛起。便宜是团购的核心吸引力，正价200元的套餐，团购价只需50元，消费者蜂拥而至，团购风口开启，高峰时国内团购网站超过6000家。

团购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必须同时吸引买家和卖家，这就出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先聚拢买家，才能吸引卖家，可没有卖家，怎么吸引买家？

于是，靠补贴吸引用户就成为前期标准动作，之后再找商户就容易了。毕竟，想花钱的人（消费者）难找，找赚钱的人（商户）好找。

双边市场具有网络效应，消费者吸引商户，商户吸引消费者，强者更强，赢家通吃。最终，千团大战惨烈收场，只有少数几家挺了过来。一将功成万骨枯，成为互联网世界优胜劣汰的最好注脚。

挺过来的，变成了小巨头，为后续其他领域树立了榜样。移动支付、共享出行、外卖等风口相继而起，也都是双边市场。千团大战榜样在前，市场玩家深刻意识到先发优势的重要性，前期补贴金额越来越大，亿级、十亿级、百亿级，层层升级，互联网创业慢慢变成巨头的代理游戏。

在这个时期的战场中，移动支付大战成就了支付宝和支付、共享出行领域成就了滴滴、外卖风口成就了美团和饿了么；……

新一批互联网巨头的出现，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战局初定。

异化：为免费而免费，补贴的恶果

至此，“补贴拓客”深刻印在了大家脑子里，被奉上互联网思维的“神圣殿堂”。其实，补贴本身不是目的，有朝一日不再补贴才是补贴的目的，很多企业却只看到补贴，顾不得思索“补贴”背后的逻辑，终于还是把路走歪了——为免费而免费、为补贴而补贴，成为互联网世界的通行法则。

最典型便是共享单车，既不是双边市场，又没有“免费+收费”双层结构，两边不靠，一味补贴，最后一地鸡毛。

共享出行是双边市场，涉及司乘双方，共享单车却不是，本质上属于租赁经济；同时，相比内容领域“免费+收费”的双层结构，共享单车只是单层结构——只有收费业务，没有免费业务（靠补贴维系的暂时免费不算）——强推免费策略、追求规模增长只是饮鸩止渴。

市场推广早期，1元骑1月，共享单车们靠免费吸引海量用户（OFO高峰时号称超过2亿用户），一旦恢复正常收费1元1次，被免费吸引的用户就会流失，对平台不再有任何价值，前期的巨额补贴全部打水漂。结果是，共享单车们既不敢恢复正常定价，怕赶跑用户，资本又不会持续输血，资金链持续紧绷，最后陷入挪用消费者押金、拖欠供应商货款的泥潭。

不过，一旦委身巨头（如摩拜委身美团），成为大生态中的引流工具，“免费+收费”的双层结构出现了，共享单车也就活过来了。

基于同样的逻辑，支付机构既然一开始就走上烧钱拓客的路，后期便不得不给自己创造出一个付费市场来，以完成双层结构的闭环。巨头系支付机构，为生态导流，靠生态支撑，安心做着流量入口；创业系支付机构，做了很多创收尝试，效果有限，却乱象不断。

P2P的高息定价，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补贴意味。作为信息中介的P2P，撮合出借人和借款人，本来属于双边市场。但事实上的本息保障和信用中介属性，让出借人只为高息而来，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失灵——更多借款人无法吸引更多出借人。

出借人不是被网络效应吸引，只是被高息吸引，结果，P2P也走上进退两难的死胡同：降低利息，出借人就跑了；维持高利息，只能寻找低质量借款人，承担不良率攀升的恶果。最终，部分P2P平台干脆走上了庞氏骗局之路，伪造假资产骗用户；部分P2P平台坚持找真资产，但终究不敌经济周期的下行压力。最后，整个行业也是一地鸡毛。

此外，直播答题，也是失败尝试。答题撒钱，固然能吸引用户，但钱不能停，钱停了，风口也就停了。除了撒钱，没有能留住用户的免费业务（你说答题也有粘性？那是高估了用户的求知欲），除了失败，别无出路。

进化：免费，创造收费

不顾商业逻辑，为免费而免费，属于免费思维进化过程中的岔路。抛开岔路不谈，免费走到极致，收费反而水到渠成了。

没错，免费走到极致，便是收费。免费带来充裕，而每一种充裕都会创造一种新的匮乏，用户愿意为“匮乏”付费，于是，免费创造了收费。

在内容产业里，免费的信息浩如烟海，用户愿意为真正的知识付费，知识付费，作为一个产业诞生了。

在视频领域，免费的代价是越来越长的广告，用户愿意为去广告体验付费、愿意为热门剧集提前看付费，视频会员，诞生了。

至此，不需借助广告主的拐杖，内容领域自身孕育出“免费+收费”的双层结构，在商业可持续的探索上又迈出一步。

付费本身培养了用户付费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版权付费，音乐会员、体育会员，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14亿人口中涌现出4亿中产阶级。被免费（低价）俘获多年，用户终于踏上消费升级之路。网友下面这句话，越来越能反映多数消费者的心声：

“便宜的东西，只有下单那一刻觉得值，用起来的时候没一天省心；质量好的东西，花钱那一刻是肉疼的，但用起来每天都很快乐，感觉赚翻了。”

低价本身创造对出品质的需求，“得屌丝者得天下”，不再是互联网世界的绝对真理。

手机市场中，华为凭借Mate7踏上高端市场，之后在中高端市场一路突飞猛进，一步步超越竞争对手；国产手机品牌，也全面踏上高端化之路。

电商领域里，网易严选、苏宁极物等作为新物种出现，主打放心消费，替消费者挑选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商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里俘获了消费者的芳心。

当然，付费会员和品质消费回潮的同时，免费也在下沉市场中找到了新空间。拼多多凭借下沉市场快速崛起，为互联网世界的免费（低价）策略发掘了新大陆。

消费开始分级，互联网，也进入用户分层时代——用户规模本身不再重要，活跃用户、价值用户则越来越重要。

2020，免费越来越少，收费越来越多

从免费到收费，对应着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体验分级，也是用户数量红利消失后，互联网企业追求用户价值红利的必然选择。

免费（补贴/折扣）对用户有致命的诱惑力，一直都是。只要拿钱堆，总能把用户规模做起来。但市场寒冬中，互联网企业越来越计较免费策略的性价比：免费吸引来的用户能为付费业务创造价值吗？创造的价值能抵得过补贴的费用支出吗？

企业开始精打细算。

支付机构不再一味烧钱补贴，因为补贴已不能扭转用户的支付习惯，补贴一停，用户还是回到两大巨头那里去，其他机构为补贴而补贴，意义不大；

贷款机构仍然依靠平台导流获客，但基于实际放贷金额的利息分润成了主流的付费模式，多少人点击广告不重要，多少人借到钱（创造利息收入）才重要；

厂商的广告支出一再缩水，李佳琦直播带货却火爆网络，网红带货是一种变相的效果广告，投入产出清晰可见，糊里糊涂的营销支出越来越不受待见了；

……

早在十几年前谷歌凭借免费策略在全球市场大杀四方的时候，时任CEO施密特就曾表达对免费的担忧：

“从传统意义上讲，价格对市场进行了区隔，高端、中端和低端产品各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免费的问题在于它消除了市场中存在的所有价格差别结构，它倾向于造成一种‘赢家通吃’的局面，而非对各种产品区别定价。”

互联网开始拥抱用户分层时代，“得屌丝者得天下”，逐步成为上个时代的神话，创造价值的用户，才会被用心对待。

展望2020，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免费越来越少，收费越来越多；补贴越来越谨慎，羊毛越来越难薅。

不过，我还是怀念那个免费（补贴）无处不在的年代，我怀念的，不是补贴，是补贴里蕴含着的创业激情、风口浪漫。风口破灭，让企业学会了精打细算，但说实话，有谁真心喜欢精打细算呢？

复盘2019：互金离场，银行“撞进”新时代

2019，互联网金融密集退场，十年繁华，梦幻一场。

互金退潮，不少银行松了口气：少了它们“捣乱”，手握牌照和低成本资金，又有几年好日子可过了。但是请注意，人生智慧提醒我们，“如果你担心，你就不必担心；如果你不担⼼，你就要担⼼了。”

形势大好时，恰是危险迫近时。从来没有岁月静好，互金退场，只是为下一阶段的残酷竞争拉开序幕，更多不确定性正扑面袭来。

用户觉醒

冲击者离场，冲击还在发酵。首要者，就是用户觉醒。

在传统金融业务供需关系中，一直是银行强势主导，用户被评估、被选择，发言权有限。比如，贷款业务中，用户申请，银行审批；理财业务中，用户被评估，银行设置起购门槛；支付业务中，也有额度限制。

金融业务不同于一般产品买卖，以钱为交易对象，与风险打交道，对专业性要求极高。一般产品交易，多是用户主导；在金融行业，银行与用户在专业层面的鸿沟，足够扭转双方的主导权，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银行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风险评估等专业领域，还导致了其对市场的迟钝和对用户的傲慢。互金出现之前，用户选择权有限，即便用脚投票，也不过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但长期的口碑抱怨和负面情绪，总要找到出口。互金入场，提供了这个出口，成就了自己，也“激活”了用户。天平开始向用户一侧倾斜，当用户慢慢站起来，银行便只能俯下身去。

（1）选择自由

十几年前，用户一边吐槽大行的糟糕体验，一边乖乖做大行的用户。无它，在那个看“网点”的时代，网点即真理，大行网点无处不在，糟糕体验能奈它何？毕竟，一切金融服务都在网点中进行，用户只能在周边三公里内的几个网点就近选择服务，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通过金融APP，用户有能力与成百上千个金融机构建立联系，挣脱了线下物理空间束缚，获得了选择自由。

有了选择自由，才能用脚投票，这是用户权利觉醒第一步。

（2）竞争赋权

用户选择自由，加剧银行竞争，而竞争，进一步给用户赋权。

一度，银行间的竞争是很“羊性”的。网点，作为唯一听得到炮声的地方，KPI压力虽大，竞争却不激烈。方圆三公里内，几家网点相互竞争，用户兜兜转转，也不过在几家之间做选择。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网点之间会不自觉结成隐性同盟，谁也不去做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傻事，大家日子都过得去。

现在不同了，用户面对的是开放环境，一旦走了，就真的不回来了。此时，银行只能俯下身来，拼命出血讨好，还得满脸堆笑。竞争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狼性。

正如经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竞争让商家利润趋近于零，虽然竞争让银行服务水平普遍提升，用户却越来越挑剔了，银行盈利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此时，佛系赚钱就行不通了。发力“场景”和“科技”，打通任督二脉，激活自身潜能，银行走上转型之路。

场景入场

银行追着用户跑，用户追着场景跑，于是，银行加速做场景，场景方也仗着用户的势入场了。

竞争沿着两条线展开：场景巨头，走的是“+金融”之路，实业上加金融，相对容易；银行，走的是“+场景”之路，金融反向加实业，步步维艰。

银行“+场景”没走通，便选择了开放之路；场景巨头“+金融”孕育出金融科技巨头，也走上了开放之路。

在彼此开放、交叉合作中，金融与场景融合趋势愈发不可逆。

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神仙干仗，以和解告一段落，却逼死了一般的互金机构。那些既缺乏场景支撑，又不持有金融硬牌照的互金机构，开始与趋势脱节，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走上了异化和冒险之路。

这里面，有P2P，有小贷公司，有支付机构，也有大数据服务公司、催收机构，甚至还有小的农商行、城商行，更有大量非持牌创业机构。它们，一心只想活下去，不愿离场，放下了普惠金融的梦想与荣光，一头扎进现金贷风口里。

有了它们的参与，现金贷蒸蒸日上，高利贷、暴力催收也开始层出不穷，成为行业痼疾。

花团锦簇背后，命运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这些机构，下场都不怎么样：有些资金端被旁氏骗局自行撑破，有些死于下行周期，有些被强监管斩落马下，还有些被迫转型，看不到前路。

互金机构，一旦忘记了普惠金融初心，就只能付出离场退出的代价，或许曾经风光无限，最终也不过成为金融科技大潮中的一段暗黑插曲。

另一边，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还在加速。

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背后是金融数据与场景数据的融合，数据重混产生化学反应，激活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则进一步加速金融业深化变革。

科技崛起

科技，一直都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不夸张地说，无论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唯有先与科技融合、和解，才有生存的权利。

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接着回答道，“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

哲学贵为科学之母（爱因斯坦语），尚需栖身于科学才能立足，何况是金融业呢？所以，我们在谈论“科技是金融第一驱动力”时，究竟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在强调科技很重要，科技一直对金融很重要，几十年来从未改变，不需强调；我们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已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阶段，进入非常关口期。

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无论你如何重组邮政马车，你永远不能因此而得到铁路”。这句话实际上在讲创新的两个阶段：重组邮政马车，是现有模式的优化完善，不妨理解为“量变”，彼此属于同一层次的竞争；铁路和火车，则属于颠覆性创新，可以理解为“质变”，相比马车已可降维打击。

马车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火车。火车出现后，马车退出舞台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修马路不再重要，修铁路才关系长期竞争力。而当前金融科技的创新，便不啻于从“邮政马车”到“铁路火车”的跃进。

原因在哪里呢？十年前的金融科技，是设备和系统层面的；近十年的金融科技，受益于金融场景化的数据积累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实现了全面突破。一如纺织机取代纺织女工，金融AI赋能下的金融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渐渐具备了碾压优势。

这对金融业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短短数年间，鸟枪换炮，赛道变了。传统模式下的业务流程、机制文化，从经验优势变成转型累赘，传统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传统流程模式自洽，在金融科技驱动的新模式下，则显得格格不入。

“时代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正加速走来。金融机构面对的，便是这种时代的变迁，抢不到新时代船票的，没有出路，只能湮没在行业周期变动的长河中。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应对时代变迁，过往五年、十年的经验都没用，我们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应对智慧。

1894年，干支纪年甲午年，中日爆发海战，史称“甲午战争”。大清在这场“国运之战”中败北，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则一跃而起，跻身强国之列。

在国内，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仅仅照搬西方物质层面的“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一如梁漱溟先生的批评：

“他们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文化的步骤也全乱了”。

之后，中国救亡图存从“西洋制械练兵之术”转向变法之路，废科举、兴学校，改良派主导了“戊戌变法”；变法被慈禧太后扼杀后，守旧派回光返照，义和团兴起，“扶清灭洋”却以卵击石，以八国联军入侵告一段落，大清付出了4.5亿两白银的代价（史称庚子赔款）。

之后，社会目光转向政治制度变革，有立宪和革命之争，终于孕育出“辛亥革命”。

再之后，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家醒悟原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不彻底，又开始着眼于文化变革，有了“新文化运动”，想要唤醒大多数民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落地生根改善土壤环境。

一如当时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先生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所言：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

之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果然也源于唤醒了大多数民众。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往昔峥嵘岁月，种种曲折艰辛，皆因最初未能认识真正的挑战在何处。冲击下的转型不易，找到真正的挑战，尤其不易。

把视线转回到当前的金融业，面对金融科技冲击，金融机构看到的，何尝不是金融科技的“船坚炮利”。看到了场景、数据和科技，于是，也去建场景，也去拓数据，去招聘科技人才，去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去进行系统改造，推动IT敏捷转型。

但这些就够了吗？显然不是。

金融机构真正的挑战并非科技本身，而是能否创造金融科技自生自长的土壤环境。否则，一味着眼于科技，也只是“把瓜蔓截断，摘了几个瓜回来”，绝非真正的金融科技转型，恐怕在未来某个时点，依旧会输掉关系自身命运的“甲午战争”。

有冲突，才有活力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你只能拥抱它。

舞台上热闹非凡，舞曲却不停变换。于是，总有冲突与混乱，但终究，人们会随着新曲跳舞，毕竟，怎么跳不重要，一直跳下去，才是目的。

在《历史的教训》中，威尔•杜兰特总结道，

“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你看，守旧与创新，都没有错；有冲突，才有活力。

2019，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互联网在这一年退潮，新时代也在这一年开启。机构进进出出，生死流转，行业变迁，从未停下脚步。

挑战，一直都在。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高风险用户有借贷自由吗？

“90后的你，负债多少？”这是知乎上的一个提问，2.2万人关注，2530万次浏览，7300多人作答。问题后面附带一个投票，3800人参与，44%的人选择0负债，21%的人负债1万以内，当然，也有18%的人负债十万以上。

只看投票结果，我们还能理性地得出结论，年轻人负债整体可控，过度负债仍是少数；但若浏览热门回答，过度负债答主们的个中心酸、曲折滋味，作为从业者也难免要质疑借贷的合理性了。

年轻人借不到钱时，我们批评银行不作为，放贷不积极，我们强调借款是一种权利；年轻人借了太多钱时，我们又反思金融机构太激进，一心只想着赚钱，也不看看借款人有没有还款能力。

怎么好话都让“我们”说了——一面强调借贷是一种权利，一方又批评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借贷的权利。并非“我们”善变，而是矛盾的心态，对应的往往是复杂的问题。比如借贷自由，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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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和借贷意识的觉醒被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这么劝诫当时的美国人：

“金钱的本质就是增值。钱能生钱，钱子能生钱孙。谁要是杀死了一头母猪，就等于杀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头猪；谁要是浪费了五先令，就等于谋杀了它所能产出的一切——不计其数的钱。……切记，借贷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借钱给我，就是把这段时间中我用这笔钱赚的钱送给了我。”

作为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富兰克林说出这些话时，背后不是商人对金钱的贪婪，而是政治家对一种新的生活准则的倡导。

就当时的美国民众来看，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职”或“义务”，只是谋生的手段；企业家追求盈利是受道德拷问的，因为“追求超过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有违宗教教义。

在这种生活准则下，大家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非追求金钱本身。如果一天的生活成本是100元，5个小时挣够100元就够了，很少有人愿意工作10小时挣200元，。一如我们看当前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地区的劳动者，干一个月，玩两个月，钱花完了接着再找工作，就是这个状态。即便是企业家，也是“佛系”经营、“佛系”竞争，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下班后和竞争对手们还能一起聊天喝茶、切磋人生。

这种生活理念本身没有问题，却会导致工厂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也缺乏激励工人干活的手段，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兰克林对新生活理念的提倡，虽然在当时被守旧派指责为“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对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把富兰克林提倡的这些准则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以职业的精神，系统地、合理地追求合法利润。

当然，富兰克林一人的倡导无力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更核心的力量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观念转变。当时，新兴的宗教改革家认为，信徒劳作的目的是增加上帝荣耀，其在职业中表现出的责任心是其“蒙召获救”的重要前提。

在这种新教伦理下，宗教提倡信徒要勤勉劳动，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时间无限宝贵，损失任何时间都等于减少为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劳作；要在固定职业中劳作——没有固定的职业，一个人只是不稳定地临机劳动，游手好闲的时间会超过劳动时间。

宗教并非提倡人们追求利润，但在世俗世界客观上带来了这样的效果：企业家找到了不竭动力去创新、去扩大再生产；劳动者则更容易服从管理、愿意学习适应新的工作流程，主动在计件工资的指挥棒下献祭自己的时间。

一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需要人献身于赚钱这种‘天职’”。当人们把自身献祭于工作时，现代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要生产，就需要本钱，借贷也随之繁荣。于是，宗教伦理的推动、金钱意识的觉醒、借贷理念的转变叠加工业革命的推进，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萌芽走向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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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不需要宗教理念的推动，人们也开始自发追逐金钱、追求利润，财富增长褪去了宗教伦理的外衣。而借贷，为财富增值添加杠杆效应，愈发受到市场追捧，成为市场经济体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借贷，既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也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成也借贷，败也借贷。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债务危机》一书中总结过借贷的利弊：

“由于信贷同时创造了购买力和债务，因此增加信贷是好是坏，取决于能否把借款用于生产性目的，从而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来还本付息。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资源就得到了良好的配置，债权人和债务人都能从中获利。否则，双方都不满意，资源配置很可能就不甚理想。”

换言之，如果负债能产生足够大的经济效益，能使债务得到偿还，则借贷就是件好事。负债本息是确定的金额，难点在于，我们该如何衡量经济效益？

企业负债用于扩大再生产，效益体现为商品销售净收入。负债形成于当下，效益产生于未来，当下负债是明确的，未来效益却有不确定性。当企业主对未来很乐观时，100元的投入预期能带来200元的收益，还本付息绰绰有余，往往会加大负债力度，开足马力向前。如果预测成真，皆大欢喜；但市场是多变的，如果100元的投入只带来50元的收益，企业可能会被过度负债带来的高杠杆压垮，破产倒闭。

从单个企业推及到整个经济体，这种负债与效益的不匹配性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力。大体上，高负债，总是先催生经济繁荣，继而带来危机苦果，周而复始，与经济周期融为一体。

站在金融监管者和宏观调控者的角度，总是对高负债心生警惕，但也是又爱又恨。因为高负债固然有风险，低负债更有问题。低负债通常意味着投资低迷、信心不足，错失潜在发展机遇，带来失业问题，更是有损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

就像我们“宁要通胀不要通缩”一样，在负债问题上，也是“宁要高负债不要低负债”。尤其是危机后的复苏阶段，不能不依赖负债加杠杆这剂春药。而负债加杠杆，高到一定程度，便必须着手去杠杆，否则，负债的好处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从有利变成有害了。

2014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52%，远高于G20（包括中国）平均水平，2015年起，我国开始有意控制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同时为了稳增长，开始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消费金融迎来了黄金期。

3

但个人负债与企业负债，逻辑全然不同。

企业负债投资，投资产生收入，收入还本付息，现金流具有自偿性，在逻辑上，只要经营不出问题，借多少都是可持续的。比如，很多企业，负债常态化高于净资产（即资产负债率>50%），运营上根本没压力，变态如银行，10倍杠杆也能稳健经营。

个人就不同了，个人负债消费，没有自偿性，借的越多、压力越大，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借钱买一件你买不起的东西，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当下借钱买买买，未来必须紧衣缩食偿还债务。但人是不理性的，个人借钱通常缺乏规划，当下借的太多，未来紧衣缩食已无法覆盖还本支出时，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对于居民加杠杆，监管者通常会更谨慎。经过三年左右的高增长（2015-2018），018年监管层便开始警惕居民杠杆问题。

实体企业部门仍在降杠杆，从信贷供给的角度，居民部门不能再降杠杆，否则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于是，居民部门开始控杠杆，控制过快增长，把多余的信贷资金导入小微企业。2018年下半年以来，小微金融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政策加码，国有银行率先垂范，互联网巨头也吹响B端产业互联网的号角。

但与2015年前后企业贷款转向消费贷款的顺畅度不同，这次从消费贷款向小微贷款的热点切换，并没有预想中顺利。

诚然，银行业过去一年的小微金融成绩喜人，尤其是国有银行，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截止2019年9月末，五家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2.52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47.9%，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年内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仅为4.75%，比很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都低。

但这么低的利率，只能覆盖是小微群体中的优质客群，即被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了几年或十几年的资深贷款企业，风险相对较低：或有充足的抵押物，或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信用，或有优质的硬数据（如税费、交易等）。国有大行凭借极低的利率优势“掐尖”，中小金融机构被迫下沉，寻找资质稍次的小微用户，因数据积累、场景成熟度等方面原因，迟迟无法突破风控关。

由于小贷仍在起步阶段，信贷承接力有限，面对个人加杠杆的快速提升，只能空中加油，无法停车检修：即一边要维持个人贷款的正常增速（变超速增长为正常增长，以确保整体信贷增速与GDP增长的适配性）；一边着力调结构、控利率，压降高风险群体的借贷规模。

于是，高风险借贷群体，成为居民高杠杆下所有压力的集中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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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高风险借贷群体，很得人心：得C端借款人维护，因为人人觉得自己低风险；得持牌机构维护，反正也不是它们的目标客群；得舆论媒体维护，那些报道多时的暴力催收高利贷新闻，终于有了说法。

利益受损的，不过是无证放贷机构、不过是高利贷、套路贷分子，可是别忘了，还有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用户。

金融机构不是福利组织，不负有救济高风险用户的责任，这一点慢慢成为共识。问题是，风险高低，定义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里。你觉得你风险低不重要，金融机构觉得你风险低才重要，不要你觉得，要金融机构觉得。

用户风险状况是一种客观现实，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则是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一定能契合客观现实吗？显然不是这样。

犹记得几年前，在商业银行眼中，只有公务员、央企员工、代发薪用户、有房一族等寥寥几类人是低风险用户，其他用户一律归为高风险，恕不招待。结果是什么呢？70%以上的用户都被银行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如2015年央行征信有信贷记录人口占比为26%左右）。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那是因为一大批互联网机构、小贷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当时的所谓“高风险群体”积极探索、主动服务，变无贷户为有贷户，变“高风险用户”为“低风险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也许没有变化，只是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提高了，有能力把真正的好用户挑出来。

可挑选的前提是得让金融机构去接触这些高风险用户，风险识别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在失败中成长。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高风险群体拒之门外时，谁来帮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低风险客群撕掉标签呢？

好在，金融本就是受调控行业。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对高风险群体关上大门，只是基于调控需求，为了在行驶中维修车辆，待特定群体的高杠杆风险解除后，我们会把关上的大门重新开启，鼓励金融机构服务高风险群体，慢慢揭掉贴在高风险群体身上的高风险标签，这才是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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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感叹道：

“民族或宗教的少数派，即和统治者相对的被统治者集团，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团体之外，更容易倾向于投身于营利的道路上，其具有天赋的成员，没有机会出任国家公职，只能在经济领域内实现其野心。近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被剥夺借贷自由的“高风险群体”，被排除在正规持牌机构的视野之外，他们的借贷需求只能转向地下高利贷，直至变成真正的高风险群体。

我想，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中国新中产，为何爱借钱？

年轻人越来越习惯借钱，习惯地理所当然；人们痛惜年轻人爱借钱，也痛惜地理所当然。人们讲，是消费主义误导了年轻人，是网络贷款毁坏了年轻人，可年轻人，因为年轻，就这么容易被误导、被毁坏吗？如果年轻人是被误导了、被毁坏了，是否监管强力纠偏后，消费金融行业的美好前景就要歇菜了？

中国有4亿中产，4亿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两个4亿，是中国之所以为经济大国的最大底气，更是消费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根本依托。新中产、年轻人为何爱借钱？在刻板印象里，我们归结为冲动和不理性，但这只是一种想当然，年轻并不是鲁莽的代名词。我们要发掘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以此来更好地理解他们，更好地理解行业未来的发展。

这代年轻人不一样

借钱的本质是“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在我们老祖宗的观念里，也可称之为寅吃卯粮。寅吃卯粮，“今年吃明年的粮，明年无粮可吃”，是个负面信号非常强烈的词汇。

传统文化不鼓励寅吃卯粮，自然也不认为借钱消费值得提倡。何以如此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乱、饥荒连绵不断，深深融入我们祖先的记忆里，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最典型的是我们的饮食文化，花鸟鱼虫什么都能搬上餐桌，一块猪肉更是衍生出无数吃法，是闲的吗？是饿的。

我们都知道杜甫有句千古名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冻死骨”这三个字里，不仅有路旁的饿殍，更有杜甫的幼子，就在同一首诗里，杜甫写道“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对饥饿的恐惧一直在我们文化血液里流淌，于是，越是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越是追求稳定和保障。

想一想，中国的家长为何如此注重教育。不仅自己费尽心力，连孩子也不得休息，千辛万苦、一切都割舍，只为考个好大学。因为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稳定工作，工作稳定了，家长才放心了。一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总结的：

“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

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下，谁又敢放心大胆地借钱消费、寅吃卯粮呢？

不过，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物质供给的持续丰富，总归在一点一滴消减我们的饥饿感、提升我们的安全感。拿70后、80后、90后来说，一代比一代生活富足，一代比一代思想解放，一代比一代敢于直面不确定性。

就拿公务员考试来说，70后和80后热衷追逐的国考，到了90后这里，便开始急速降温。数据上看，2014年，也就是最年长的90后硕士毕业的第一年，公务员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就开始显著下滑。

以考试人数/招录人数来衡量国考热度，2015-2018年，国考热度跌入历史低谷（2019年的回升或与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有关），背后反映了年轻人的心态变化——不再盲目追求保障与安定，更愿意拥抱变化的人生。

这种心态，源于对未来生活的强大自信，换个角度看，这种自信也让年轻人敢于把债务扛在肩上。

日益提升的安全感

当然，自信不是凭空而来，自信背后是日益提升的安全感。

一是长达几十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消解了年轻人的物质焦虑。童年时期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体验，让90后对物质和享受有了不同的感受。同时，伴随着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也培养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对社会的认同感。新一代年轻人对周遭和未来均充满自信，对物质的忧虑几近消失。

人类是个奇怪的生物，不会满足，衣食无忧后，便开始追问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当然不止于囤积财富，此时，勤勉工作、储蓄理财等生存模式下的优点不再被奉为圭臬，年轻人开始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始追逐多样人生。

当年轻人可以轻松看待物质、看待收入和储蓄时，也自然可以轻松看待借贷。借贷不再是未来某日终将把人压垮的洪水猛兽，只不过是能更好地满足当下需求的金融工具。70后、80后畏惧触碰的工具，到了这一代手里，已经不是问题，需要用时，用就是了。

二是成功路径日益多元化，年轻人敢于拥抱不确定性。经济快速增长，行业加速更迭，新模式、新产业层出不穷，阶层跃迁路径日益多元化。年轻人依旧渴望成功，但衡量成功的标准却不再是约定俗成的那把尺子。

以高考来说，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但那些被挤下来的，有了更多选择；985的学历依旧重要，但没有名校的光环，依旧有很多路通往有意义的人生。

当成功可以自定义，对失败的容忍度也大幅提升。这个时候，年轻人更容易自我认同，更敢于面对借贷背后的不确定性。

三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房子带来终极安全感。房价持续上涨，让70后身家倍增，让80后负重前行，让90后轻松上阵。70后，要么福利分房，要么早早上车，一路享受上涨福利；80后们，只能六个钱包（男方爸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个钱包+女方爸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个钱包）凑钱买房；90后尤其是00后（70后的孩子），身上则背着六套房。

有房产傍身，驱动年轻人拼命工作的理由，不再靠压力要看兴趣。年轻人不再强求工作的稳定性，跳槽成了家常便饭，不想干了就裸辞旅行，大不了回家“啃老”，小康生活总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借钱消费，哪还有什么心理障碍呢？

日益健全的金钱观

物质的充裕，一定程度上还在重塑年轻人的金钱观。在商品社会大潮中，我们担心被金钱奴役，实际上，很多人也的确被金钱奴役。而当年轻人摆脱了物质的困窘后，开始重新看待金钱的意义，培育起更为健康的金钱观。

金钱不再是目的本身，金钱越来越像工具，为美好生活服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便不必视之为神秘，用之即来、挥之即去——需要的时候就用，自己的也好，借的也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存起来，也愿意慷慨借人。

年轻人金钱观的改变，“月光”大概是最显著的标志。之所以把钱花光，不宜再简单地理解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缺乏规划、得过且过，而是金钱的保障意味在下降，开始更多地表现为资源聚散的载体——人们开始更多地看重金钱流转带来的资源分配效应，而非金钱本身。

另外，仅就借贷而言，仍有一些借款人是“套路贷”和过度贷款的受害者，但也不必否认，大多数年轻人正拥有更好的借贷观。

（1）拥抱免息债务

在统计口径里，账单期内的免息负债也算负债；在很多金融消费者眼里，免息负债是不算负债的，每多借一分，便觉多占一分便宜。

据尼尔森近期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基于3000个样本的在线调研）数据，49%的借款人都会选择在免息期内还清贷款。而从信用卡数据看，通常付息循环贷款的占比在25%以下，约75%的持卡人会在账单到期日全额还款，以避免支付利息。

花呗、任性付等带有免息期的消费贷产品越来越受欢迎，6期免息券、12期免息券愈发成为电商平台促进销售的营销武器，……大多数金融消费者，一直都很精明。

（2）借钱投资未来，借得其所

分析借贷结构，我们能欣喜地发现，借钱消费的人很多，借钱充电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典型的是教育分期，虽然暴露出不少问题，但就广泛情况来看，教育贷款在助力年轻人进步成长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国内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看，我们常讨论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其实商业模式日新月异，学校教育也很难不与实际脱节。

这种背景下，第三方培训机构俨然崛起为朝阳产业，而追求上进的年轻人，从金融机构筹措学费，投入自己的周末为自己充电。在这个过程中，借钱转化为一种自我投资。

另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借钱做小生意。微商也罢，小店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我想，这就是普惠贷款应有的意义。

辩证看待高负债

当然，也无需讳言部分年轻人的高负债。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2019年6月份所言，“我国一些城市的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

剖析原因，从个案角度看，非常复杂。如一些人是因为贷款买房，连首付都是东凑西借，每月还款现金流超过工资，压力山大；一些人被不良嗜好拖下水，很多人年轻人因博彩陷入借借借的困局，总想着翻本，却越陷越深；一些人则是被套路贷、超利贷所累，债务滚，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些人，可能纯粹是生意失败，现金流断裂，背上了百万负债；也有一些人，铁了心做老赖，借一笔是一笔，借钱成了收入来源；……

从行业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不健全、从业机构鱼龙混杂也是重要原因，甚至不乏个别机构明知申请人无力还款，仍痛快放贷，想通过暴力催收榨取借款人背后的家庭资源。

我们还可从社会文化角度挖一些原因。年轻人固然不再为物质焦虑，但当物质失去了作为目标的吸引力，普适性的新目标又未出现时，空虚就会趁虚而入。一些人陷入迷茫，一些人随波逐流，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贷款成为一些人填补空虚的工具，既迎来了自己的繁荣，也培育了自身的反动。

以校园贷为例进行说明。当前的教育体制下，人们一生中的大部分竞争被压缩至初高中阶段，紧绷生活十几年，一旦进入大学，高考指挥棒消失了，很多年轻人失去生活重心，轻易被消费主义、追星文化、网络游戏等新潮流俘获。在这样的环境下，现金贷走入校园，俘获了大学生的心，很多人从借贷走到过度借贷，反受其害。是缺乏自制力吗？可能是缺乏目标。

总之，过度负债的背后，对应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监管、行业、社会、舆论、经侦甚至教育体系综合发挥合力。

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如大数据清查、催收严监管、非法放贷入刑、从业机构整治等等。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反过来，也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给未来一点信心

历史上，经济危机大多都是债务危机。债务高到难以为继时，经济体会丧失活力，唯有通过崩盘来完成新陈代谢——企业以破产为代价，把旧有的债务一笔勾销，新的企业涌现出来，轻装上阵，经济体再次走向繁荣。

企业可以破产，个人怎么办呢？背着巨大的债务过一生，想想都压力山大，不得不让我们心生警惕。

其实，也不必悲观。在非法放贷入刑的背景下，非法放贷产生的债务自然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债务人构成实质性压力；持牌机构在严监管下，也在调整放贷策略，收敛过度放贷倾向，这部分债务可慢慢消化，大不了，还有个人破产作为最后的保障。

消费贷款是受监管业务，我们要相信监管机构有的是办法来消除风险隐患。严监管，站在金融机构视角，是让行业从无序走向有序；站在借款人视角，则在帮助借款人剥离超负荷债务，让年轻人再次轻装上阵。

所以，就我而言，并不担心风险，更愿意憧憬光明的一面——年轻一代拥有更大的安全感，越来越愿意借钱，未来也会借更多地钱。消费金融机构，要努力熬过这一两年，好日子才刚刚起步。

被过度借贷“毁掉”的年轻人

“为何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借钱”？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答案。

从需求角度看，年轻人没有钱，所以才借钱。像那些手握存款苦寻安全高息理财产品的人，有大把的低息贷款可供选择，他们看都不想看。

从供给角度看，银行零售转型，互金平台崛起，消费金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贷款体验前所未有的便捷，贷款产品也前所未有的丰富，一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

从消费场景看，购物消费已经“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圈中有微商大军、有社交拼购，直播平台里有网红带货，内容社区里更是“种草”泛滥……买买买的背后，消费贷款大放异彩。

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慢慢地，年轻人习惯了消费时去贷款，大家也习惯了年轻人用贷款去消费。

不止消费，但凡工资能做到的，贷款都能做到，作为“未来”的工资，贷款已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升级如约而至。

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力

消费升级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力：一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得益于人均收入的逐年提升，据悉这部分人群有2亿人；二是消费贷款的鼎力支持，让收入不足的人也能触及中产生活品质。这部分人群，也在2亿人左右。

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城市消费升级，是个渐进过程；而消费贷款的普及，则发掘出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表现出相当的爆发性和突发性。

下沉市场一词，于2017年左右为人所知，首先是快手走入大众视野，满足了五环内人群的猎奇心理；直至拼多多来了，市场一下子感受到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种突然性认知的背后，消费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应居首功。有了额外2亿人的消费加持，消费升级显著提速。

宏观上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2018年76%的GDP增长靠消费，相比四年前提升27个百分点。

中观上看，50%的新车和30%的二手车销售靠贷款，一半以上的学员贷款付培训费，以至于汽车、教培、医美等大额消费行业早已与金融机构紧密捆绑。

分期付款与大额消费天然契合，心理学家早就给出了答案——“一旦给出分期付款的选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月付款额，不再留意合同的长度”。通过延长分期年限降低单月支出，大额消费将变得与小额支出一样随意。

微观上看，消费者用贷款追求中产生活，租更好的房、买更贵的手机、追更多的潮牌新品。如据苏宁金融双十一战报，任性付当天24期分期贷款同比实现5倍增长，戴森吹风机、华为手机、iPhone新品、联想轻薄本、西门子洗碗机等成为被追逐的爆品。

被消费，是市场经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归宿。消费升级，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机会。

过度负债如影随形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过度负债也必然如影随形。大多数人，用贷款改善生活，也总会有一些人，被贷款改变生活，直至为贷款而活。

在统计数据中，国内居民杠杆率只有55.3%（2019年6月末），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新闻案例中、在调研报告里，年轻人的杠杆率已让人侧目，引发无限担忧。

越是吃不饱的人，越容易撑着。年轻人群、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贷款饥渴”状态，一旦贷款变得“唾手可得”，往往会来者不拒。当秉持“每个成年人都值得1万元贷款”的从业者打开水龙头，消费贷款不仅是促进消费升级的美好工具，也成为摧毁一些人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国内外，概莫能外。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曾做过一次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2016-2017年间，英国城市居民消费贷款使用率为77%，农村地区略低，也高达68%。其中，15%的英国人存在过度借贷问题，在伦敦，这一数字则为17%。

从国际经验看，对借款的倚重，已经是普遍现象，经济越发达，借贷越普遍。从居民杠杆率国际对比看，2018年，发达国家居民杠杆率平均为72.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9.9%。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负债率也越高。

看上去，高杠杆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必然结果，为何如此呢？我们固然可以从宏观视角找出种种理由，但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我想从微观个体视角找找理由——人是一种非理性动物。

先看一个相似的例子。众所周知，越是发达国家，肥胖问题越严重。从宏观视角找原因，饮食结构与快餐文化、食品产业及舆论引导、生活节奏及工作压力等都是理由，但具体到每个人，不过是理想身材与口腹之欲之间、理性自制与感性冲动之间，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罢了。

从各国经验看，只要食品供给充足、价格可承受（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肥胖总会发展为社会问题。如美国70%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40%的人可称之为肥胖。

不止欧美有大腹便便，步入小康社会的我国也不甘落后。据医学杂志《柳叶刀》数据，2018年我国有9000万肥胖人群，其中1200万为重度肥胖，居全球首位。虽然世卫组织早已发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致死原因，但依然无法阻止每年280万人“因胖致死”。

某种意义上，过度借贷也是如此。

人人都知“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但依靠自制自律，无法阻止一个“借款人”变成“过度借款人”。于是，我们对“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对年轻人消费观念改变的感慨，而是付诸行动，拯救那些陷入“过度借贷”泥潭的年轻人。

我们能消除“过度借贷”吗？

好在，我们虽然不能对每个人每顿饭摄入多少热量设上限，却能对借款人的借款额度设上限。所以，虽然应对肥胖问题任重道远，解决过度借贷却并非无计可施。

先来看看监管机构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严打高利贷、套路贷，废除不合理的债务，减轻还款负担。不仅中国监管者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如英国FCA曾于2014年出台规定，将现金贷总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费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内，以确保“任何借款人的还款额都不会超过其借款额的两倍”。

二是严打暴力催收，让欠钱的人也能体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权益。严打暴力催收，能够给借贷行为圈定边界，避免借贷从一种金融现象演变成社会现象。毕竟，相比贷款逾期后的不良损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难控。

三是严格贷款发放关，以管控多头借贷为抓手，避免债务滚。明确单一借款人的最高额度和余额，这一点最关键，理论上可完美避免过度负债问题。但也只是理论上，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既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更无从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负债。

纵观这“三板斧”，确保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至于过度借贷问题，虽然需要监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从结果上看，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学家相信，“要让消费者控制预算，需要消费者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作为消费者，不能避免冲动消费，作为借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过度借贷，内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以至于100年后的人类将无需劳动，反而会为无处不在的闲暇担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他还乐观地憧憬道：“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实如何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2010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储蓄，包括现金、支票、银行存款等（这些家庭几乎不持有债券和股票），不超过家庭月收入。”

人们依旧在为经济问题奔波。梭罗曾在150年前评论当时的美国生活，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仅从经济角度看，这句话在150年后依然适用——很多美国人依旧为债务所困，高负债的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平静的绝望。

当然，并非美国不够富强，阿克洛夫认为，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长5倍，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现代社会中，借贷、消费、生活，某种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过度借贷，绝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病态与常态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过度借贷”都是一种社会病态。问题是，过度借贷，似乎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当“病态”变“常态”，病态还是病态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总结社会风气的演变规律，“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把这一精辟的总结用于负债，我想也是恰当的。勤俭节约一直是传统美德，当年轻一代把借钱当作生活方式，叔叔/阿姨辈的我们，总会以不解的眼光去警示风险，大谈特谈“借钱生活是一种病态”。

问题是，当下年轻人借钱生活，究竟是以苦涩收场的文化异动，还是开社会潮流之先声呢？恐怕还无法断言。把借款比作诱人的高热量食品，谁又有力量能阻止年轻人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大吃特吃呢？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去控制高负债，但起码就现阶段而言，我们还是要学会与高负债共存——控制它，也接纳它，看看社会的发展，究竟把我们带向何处。